论文摘要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此之前，德国自然科学家洪堡就已说：“语言是世界观。”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此完成了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虽然西方语言哲学运动成果已介绍到中国，但目前借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与方法，来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的人还不多。而佛典作为我国古代典籍的重要语料，要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语言哲学的论述必定少不了从新的视角对佛典进行重新梳理。国内学界对汉译佛经语言的研究可以说是晚近的事情，相比佛教的传入要晚很多。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译佛经的语言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佛经文献语言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对于佛典语言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微观语言学，如语音、词汇、语法、版本等各个具体学问的研究。对于佛典中体现出的语言观念，和佛典语言中蕴藏的宗教或哲学精神的关注还不多。实际上，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其语言的逻辑结构、宣讲方式都深刻地影响着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性构建。季羡林先生说：“在宗教宣传方面，‘语言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1]本人试图通过对《华严经》的语言哲学解读，以期一方面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对华严典籍进行重新诠释，建立起东西方对话的桥梁，将佛典研究引入全球化视野，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掘佛经中丰富的语言哲学素材，丰富中国语言哲学研究成果。对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虽说是近代科学与哲学探讨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到远古时期，在那里也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源头。在远古的思想中，语言与世界往往是混然不分的，一切语言似乎都带有神秘色彩，而且不同民族对于世界起源的解释往往还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这往往是通过神话或是颂神的歌曲来展现的。到后来中国的《道德经》，印度的《吠陀》、《森林书》，西方的《圣经》皆认为分别了的语言造就了分别了的世界，世界乃因之语言而得以澄清。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执”与“我执”的不断加深，本来与世界浑然一体的语言自身也被实体化了，它的意义完全在于完成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指称。语言与世界这一困扰现代科学界与哲学界的问题，也一直是佛教关注的对象。佛教不同宗派对于语言的态度各有区别。在佛教的语言思想中，随着部派佛教各家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纷争，再到印度佛教大乘中观行派与瑜伽行派的发展，进而到中国的华严宗与禅宗的圆融统一，表现出了对人类早期社会语言与世界的原始统一的一种复归。中观学（印度中观行派，中国三论宗）看到了世界的语言性，因而也就看到了世界的虚妄性，唯识学（印度瑜伽行派、中国的法相唯识宗）看到了世界的语言性，并在世间法层面肯定了其存有论意义，但认为出世间法的解脱毕竟要转识成智，言语道断。华严宗依据《华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统一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世界是语言性的，语言性的世界不再虚妄。生死即涅盘，轮回即解脱。本文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对《华严经》及其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华严经》中有丰富的语言哲学素材，在微观语言哲学方面它对语言的属性、功用、种类等具体语言学都有充分的阐述。并且伴随着《华严经》的传译，出现了为其中词语注音释义的音义之书，即《华严音义》，这成为现代研究古汉语的重要语料。在宏观语言哲学方面，《华严经》从“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出发，接续原始佛教时即提出的“名”、“色”关系问题，既包含中观学对“名言戏论”的世界的否定，也包含唯识学对世界“虚妄分别”的存有论意义上的肯定，虽本性空但肯定其“方便”之存有论意义，得出虚妄分别的语言同样可以显示诸法实相，“名言戏论”的世界与“离言真如”的法界本是一，不是二，从而完整的表达出圆融无碍的世界观。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依《华严经》而形成“真妄互融”的语言哲学思想。他对语言的重视可以体现在其判教思想上。法藏依据佛教各派对待语言的不同态度，将佛法分为五类。但是世界的语言性不是法藏立说的重点，法藏著述的主要目的是阐释虚妄分别的世界与法界真如的统一。他引入《大乘起信论》中“一心”的概念作为其真如缘起的基石，并运用了“三性同异”、“六相圆融”、“因门六义”、“缘起十义”、“十玄无碍”等诸多名相阐述其“真妄互融”的语言哲学思想。由此法藏统摄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统一了虚妄分别的世界和恒常不变的法界，从而将唯识宗的世间法的一切唯“识”扩展到出世间法仍旧一切唯“识”，从而将语言的“染”，变为了“净”。他的目的不是在于论证世界及其本体的语言性，而是通过这样的论证，表现出对世间的更积极的介入与肯定。另外《华严经》文本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特点既有佛经语言的共同点，又有其不同于其他经论的独特之处，这样的语言特点对其将要传达的主题思想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严经》在宏观语言观方面对后世禅宗及宋明理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