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以“孝”治国，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沿用的一条治国方略，有学者认为，早在西周时期，“孝”的涵义已经扩展到伦理政治范畴，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始，即继承了三代“孝”观念，将其作为人伦之本和治国之维。“入则孝，出则悌，而好犯上者未有也”（《论语·学而》），“孝”被儒家所重视，并将其内涵丰富发展，由“养”扩大到“敬”，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后又由家庭推广到社会，移“孝”为“忠”，“君子之事亲，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建构起家国一体，忠孝合一的政治伦理体系，秦统治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薄情寡恩，一断于法，儒家的孝治思想被忽视。汉朝建立之初，吸收秦教训，对秦朝的严刑峻法进行校正，确定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但是，汉初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基本是在政治实践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权威的理论体系。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明确提出以孝道作为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从理论上建构了一种以孝悌为本源，仁义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