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冯友兰先生以其“贞元六书”构建了“新理学”哲学体系,“新理学”体系一问世=,就立即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后世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冯先生在哲学、哲学史和方法论上所做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视为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都是“可超而不可越”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的重建过程中,借用《中庸》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来阐明自己对中国哲学的某种理解。冯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深受《中庸》及中国传统哲学诠释的影响,但他也给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极高明”是超越的形上境界和“出世间”的价值目标；“道中庸”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即在“即世间”实现“出世间”的意义或者价值,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做法；“而”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即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冯友兰将这句话借用在人的精神境界、对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流派的评价和形上学的方法论三个方面。因此他所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是人人所要追寻的高境界,又是中国哲学史上各家所求的“入世”与“出世”的统一,更是构建中国哲学的形上基础中,所用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结合。冯友兰的这一借用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和哲学史的研究中占有极其突出、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本文的研究,希望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冯友兰的哲学和哲学史,从中学习冯友兰治哲学和哲学史的方法,也希望能给未来哲学的发展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