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孟子对义利问题的探讨详实而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面对“利”的淡定自如、“舍生取义”的精神境界已经成为中国人价值观里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是以往对孟子“义利之辨”的研究大多在伦理学意义上开展,从义利两者的轻重、先后、取舍等关系来加以界定。而事实上孟子对义利的开创性不在于他设定的具体选择标准和取向,而在于他对“义利之辨”哲学意义上的探讨,或是在“义利之辨”中探讨着哲学。在中国文化的启蒙阶段,先哲们就用伟大的睿智发现了人自身,儒家用“仁义”来探讨着文化中的人,孟子在两千年前就体悟到并自觉地把握了人的良心本心,创立了气势磅礴的心性学。是思想家们造就了早熟的中国文化,还是早熟的文化造就了中国思想家,可能是哲学意义上悖论。但不得不承认“早熟”给中国文化设立较高的起点,也让文化本身没有充分体验到“幼年”时无限可能的乐趣,这些问题都能在孟子的“义利之辨”中折射出来。所以通过孟子的心性学来解读“义利之辨”,探究其本有的哲学意味,更进一步反思人的文化性给人自身带来的影响。从考察《孟子》里有关普遍人性的学说开始,找出孟子对人性的本质规定,在人的本性里研究“义利之辨”的产生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孟子在几个层面上了阐述了义与利的关系,这样的确立对中国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的考察路径,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从还原于文本开始,忠实于文本就是对自己的诚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章采用了翻译式的方法,而是在积极思考的前提下阐发本文的意蕴,同时保证自己诠释的真诚也是对文本的尊重。首先,从研究“义利之辨”的哲学基石——孟子的心性学开始,本文认为孟子人性论的核心是人性的未完成时。孟子发现了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人具有了非人动物所不具备的“善端”,向善的倾向根于心而来于天,这是人的普遍本性,但这不是人性的本质也不是人存在的本体意义。存心而尽性,人的实践行为发扬了善才能成就人性,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自觉性让人成了文化的主体,其行为不再是纯自然的行为,而是文化的行为。同时孟子也看到了人的本能属性的存在及其不可逆性,对生命的保证和满足是其主要的展开形式,这样的本能倾向和人的向善倾向都以欲望的状态进入到人性展开的过程,而展开的方式是不同的。本能属性的满足一定要依据外物加以认同,而人之本性的践行是以内在性认同为主的,其行为本质上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