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孝”既是古老又是常新的话题，既是理论的课题更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孝道”是人间的常道，“亲情”是人间需要的感情，“孝”字也是人们常提到、常听到字眼之一。“尽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论述“孝道”的文章很多，但在孝道的历史建构与重建方面的论述并不多。本文试从孝道的历史建构方面作一系统的初步探析，并浅谈当代孝道的重建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编排如下：引言：阐释孝的意义及其字源说的解释。主体：对孝道进行历史性的叙论，重点是先秦时期，尤其以儒家的孝道观为主，并谈孝与忠、孝与刑关系。结尾：试谈孝道当代重建问题。具体地说，内容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史前至西周：孝观念的产生及其与宗法政治的结缘。孝在父系氏族公社时就已产生，缘于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二是个体婚制的建立。西周宗法吸纳了孝，将祭祖与孝联系在一起，祭祖成为孝的行为规范，使祭祀去世的父祖成为孝的一项重要的行为方式，祭祀祖先权力的大小又决定了各人所享受的宗法政治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二、春秋战国：系统孝道观的形成。在儒家方面，主要是孔、曾、孟、荀、《礼记》孝道观的叙论，其中以孔子为主要的代表，同时阐述道、墨、法三家的“忠孝”观。他们“孝道”观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是积极倡导“孝道”的第一人，从养、敬、容、思、顺、继、丧、祭、守九个方面来系统的阐释，并把“孝悌”作为“为仁之本”，对系统孝道观建立起了奠基者的作用；曾子用“忠恕之道”作为孝道的哲学基础，在哲学上进一步将其体系化；思孟对孝道观进行人性论的证明；荀子在孝道观方面贯彻了“道义”的原则；《礼记》完成了孝道的理论的创造并使其达到了顶峰。道、墨、法也发表了各自的孝道观点，并把它作为自己学说体系的一部分，这里有道家“六亲不和有孝慈”、墨家的“兼相爱即忠孝”、法家的“尚法以尽忠孝”的观点。<WP=4>三、两汉及其以后：“以孝治天下”。汉初的统治者对“孝道”空前重视，《孝经》被列为七经之一，《孝经》大特点是体系化、政治化，其核心是政治化。董仲舒的“三纲”说，进一步把孝道引向政治化，并使其走向片面化、极端化；宋明理学则将孝道建立在思辨化的本体论上，使其体系精致化，同时，孝道也进一步被绝对化、片面化，这种极端化、片面化、绝对化的思想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愚孝、愚忠的行为。四、孝与忠、刑的关系：从逻辑、政治层面上来看，忠孝是紧密联系的，忠孝能两全吗？忠孝的矛盾关系如何？是什么原因促使忠孝之道的逻辑统一又转向实践的悖论？对孝与忠的冲突的事实的处理原则和评价，是孝服从忠还是忠服从孝？不孝如何入罪的？对不孝入罪有何具体规定？五、重建当代孝道文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孝道文化，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其中戴震可谓是起到了先导的作用，但他过于偏激。自从戊戌变法之后，一百多年来，随着西方文明的逼进，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由反省、怀疑走向批判，以至于全盘否定，典型的是“五四”的“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与此同时，在民间大众层面，孝道已渗入生活方式、民俗、艺术中，人们不知不觉中恪守着孝道。同时也应看到，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固守传统文化阵地，力图振兴传统文化，深层地提出了对民族性消失的担忧。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反思“五四”，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倾向，即所谓“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潮占主导地位，并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传统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传统孝道文化同样面临着现代化，即孝道的重建问题。重建孝道是解决社会转型期中中国人精神世界“意义危机”的需要；是矫正现实生活中扭曲的亲子关系的需要；论文同时提出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三个方面：其一，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观；其二，要营造家庭内部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其三，新孝道应体现义务性、感情性、自律性、互益性的四个方面的特点。至此，论文润色就告结束了，但由于“孝道”涉及到内容广、跨度大，本文很难面面俱到，同时作者在理论素养、时间、精力等方面欠缺，故论文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孝道与隋唐佛教、本土道教是如何互争互融的；当代新儒家如何具体对待孝道的；重建当代的新孝道应如何具体操作的；引言中未能集中解题；忠孝叙论未仔细分别，往往是混而不分地叙说；论文叙述深度不够；论文布局不够完善 。诸多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我今后长期的努力来解决；在此，我也恳望有关专家提出批评、指正与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