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名教与自然之辨无疑是魏晋玄学的主流思想，道家讲求自然，儒家则注重纲常名教，玄学乃名教与道家自然思想的结合。魏晋之际，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名教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道家的自然思想则蔓延开来。在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竹林玄学与正始玄学不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政治情况下，他们更注重个体生命的体验。阮籍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他的哲学思想亦围绕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来展开，当然他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前期，阮籍的思想以儒家礼乐思想来拯救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名教之弊，所以主要探求礼乐的社会调和功能，阐明其来源即基于自然。此种思想模式与正始玄学一样，即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以本末之辩来结合名教与自然。后期，阮籍的思想更符合竹林玄学的思想特征，即“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集团的虚伪政治行为使现存名教之弊更加严重，导致社会道德价值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籍为批判政治集团和名教所具有的束缚人性的属性而引进道家自然观念，阮籍思想里所谓自然即以“万物一体”的自然和谐性、平等性为特征。从批判虚伪名教里可能压抑人的自然本性的具有差别性的价值标准，阮籍思想的归宿也模仿庄子里的“至人”而构造出真正体现自然之性的大人先生，从而使得个体生命由名教制度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