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智旭会通儒佛有其独特的理路。首先,他从道、迹、名相三个层次辨析儒佛异同：儒佛有共同的“道”,这从形而上的层面保证了儒佛会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儒佛“迹”不同,这保证了会通后各自的独特性及存在的价值意义；儒佛具体名相有同名异义、同名同义但归宗异趣等特点,这保证了儒佛会通的实际可操作性。其次,他以儒佛都倚重的“心”作为会通的基点,认为孔、颜的“心”和佛陀的“心”是同一个“心”,只是一个扩充了此心,一个极尽了此心,只有程度差异,没有本质区别。再次,他以法华学中的“开权显实”为会通儒佛的具体方式,把儒家视为通往佛教究竟涅盘道路上的方便法门,既肯定了儒家的价值意义,又维护了佛教是高真理的尊荣。《中庸直指》和《大学直指》是智旭会通儒佛的具体实践。《中庸直指》主要围绕《中庸》开篇之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展开论述,着重诠解了“性”、“道”、“诚”等形而上的范畴。就“性”来说,智旭依天台宗的“性具说”认为“天命之谓性”的“性”并不是纯粹至善的,而是善恶相杂的,但这种“恶”不是主观道德评价意义上的恶,而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教化法门。就“道”来说,因为性具善恶,所以率性而来的“道”有仁道、不仁道之分,但这个“道”已经有主观上的好坏之分,由此“修道之教”显得格外的重要和迫切。智旭认为《中庸》千言万语只是叫人修善去恶,修行的终目的就是让性中本有的“诚”显现出来以支配人的行为。《中庸直指》中还涉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在智旭看来,朱熹和陆九渊是把尊德性和道问学看作可以分开的两物,既为两物,难免会偏重一方而偏轻另一方,于是出现朱陆之争便十分自然；实则尊德性与道问学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大学直指》依的是古本《大学》,在其中智旭创造性的解释了“大学”、“明德”等概念,并提出“一纲说”和“慎德论”。智旭认为“大”即“心”,“学”即“觉”,“大学”即觉知自己的本觉真心；“明德”禀性而来,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的总称；明明德和大学是异名同实的关系,“明”对应“学”,“明德”对应“大”,故大学之道只在明明德,非儒家所说的“三纲领”；明德居绝对本体地位,不得不慎,而慎德就是要处理好本末关系,“本”是人人皆具的本心自性,“末”是身外的功名利禄。至于“八条目”,智旭只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认为它们是实现“转识成智”的修行功夫。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具有鲜明的佛教本位色彩,他对《大学》和《中庸》的诠解依托的不是儒家义理传统或者文字训诂,而是佛教的心性学说。在主观愿望上,他试图采用判教的形式把儒家消融在佛教中,但在客观现实面前,他又不得不宣称“三教一源”以提升自己学说的说服力,故他的儒佛关系论徘徊在“判教说”与“同根论”之间。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于儒于佛都有一定的价值,对儒家来说,他宗教式的解读、宣传儒家经典,对提升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度有积极意义；对佛教来说,他引入儒家经世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从虚无缥缈的出世间回归到安身立命的世间,为人间佛教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