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墨学与儒学在先秦时期并称为“显学”,此足见墨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向后的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墨学的影响不及儒学,甚至学术界有墨学“衰亡”之叹,但仍不乏墨学的研究者。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位,而且他对墨学的研究很“独特”。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作为学术评判的标准,得出墨学是“以王公大人为本位”的结论。他认为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墨子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郭沫若对墨学的研究与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如“尚同”思想中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容易导致专制独裁、不民主;“节用”思想过分强调节俭而忽略精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兼爱”、“非攻”思想的难以实行以及把实现其主张寄托在贵族身上的阶级局限性等等。郭沫若虽看到并指出墨学不完善的地方,却将此无限扩大,认定墨子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以度其利的,故墨无可扬之理,这种结论有待商榷。本文认为墨学以为劳动人民求福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的,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特征。墨子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为民争取政治权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为民争取经济利益;尊天事鬼,赏贤罚暴,为民寻求公正;“富不辱贫,贵不傲贱”,为民争取人格平等;“繁为攻伐,天下巨害”,为民争取和平环境;强力非命,奋起抗争,为民树立自强、自立之信心。这些都毫无疑问的表明墨子是以为下层人民争取各种利益为己任的。本文试图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背景、其自身的文化特质以及研究方法入手,对其关于墨学的研究与批判进行探讨和商榷。不当之处,还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