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两汉思想发展史上，王充是一位极具个性的思想家。他一生的著作甚丰，流传下来的就只有《论衡》一书。该书对后世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却备受争议，经历了从埋没到崛起的变化过程。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学术思潮的多元化发展为重新审视和解读王充思想提供了新的背景和条件。在这一前提下，现代学者运用不同的思想史观和思想史方法对王充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这种现代阐释总体上可归为三类，即科学主义的王充观、人文主义的王充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王充观，除此以外，也有一些自成一派的王充观。 这些不同的王充观，尽管有力地深化了对王充思想的解读，但由于他们各自从既定的思维框架出发，故对王充思想的评价不免有失偏颇。本文试图以一种开放性的视野、打破思维框架的局限，将王充的思想纳入到其整个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剖析王充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入手，探寻王充哲学中理性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力求对王充哲学的成就与不足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 “理性”在王充哲学中主要是以自然性、科学性、经验性和工具性倾向得以突显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其与“人文”相对立而使用。王充通过对自然主义的宇宙论、“重效验”的经验论的理论建构，展开了他的理性批判精神，具体展现为对神学目的论、教条化了的儒学以及黑暗社会政治的有力批判，王充哲学中这种理性精神的破坏性作用由此可见。 当然，发挥理性的破坏性作用，并不是王充哲学的后归宿。在王充哲学中，破坏性和建设性是自觉地统一在一起的，批判性为建设性提供前提，即通过批判精神的破坏性重新树立儒学的真精神，所以，在其批判性中便渗透着对人的生存、伦理关怀，并展现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尽管王充试图批判两汉经学重建儒学，但由于他更着力于否定性的批判，再加上其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些矛盾与困惑，这使他的整个思想明显地存在着建设性不足，从而造成理性与人文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事实上并没有像他所预期的那样真正地完成向儒学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