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代以来有关中华帝国政治治理方式的讨论中，产生了两种各执一词、针锋相对的阐释模式，即“家族主义的礼治”与“国家主义的专制”。本文借用正当性与官僚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范畴，给合春秋至秦汉这个中华帝国政治治理模式形成时期的基本历史史实，力图清理出上述二种说法之间的合理关联，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张力架构。我们将会看到，以体现儒家精神的“礼治秩序”来表征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行机制的说法已遭到众多质疑，但也不能由此推出传统中国政治就是法家一元的专制极权、国家主义统治。其实，儒家学说并不仅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它也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政治治理系统中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正是决定于儒法之间形成的一个张力结构，表现出“世袭官僚体制”的特征。在论述中，我们也不仅仅局限在古代中华帝国的基本材料上，而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主体自由的价值理性实践为特征的市民社会的政治观来对中华帝国政治传统构成一种张力。近代以来，中国已由绵延数千年的重农抑商的小农社会向市场化的现代社会迈进，这样，“天道”与“礼教”这些传统时代的实体性价值理念必将会受到严重挑战。通过上述分析角度，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中华帝国政治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困境与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