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钱澄之易学思想，较之同时代的其他易学思想，在整个易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关于他的易学思想的研究还相当缺乏，远未到达应有的规模和水平。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钱澄之易学思想的论著，本文有如下特色：第一，揭示钱澄之易学研究的动机与其易学思想的渊源。作者认为，明遗民之立场与情怀，是钱澄之研究易学的主要的学术动机；也就是说，钱澄之希望通过易学研究，以论证明遗民们在面临生与死、出世与入世等人生难题时，所做选择的正当性。钱澄之之所以在早期将明遗民之存在视为明朝统治延续的标志、在后期又将明遗民定位为弘道的主体，都是因为他确立了这一学术动机。作为明遗民，钱澄之在人生后期，为著作的刊刻而与清朝官员往来，并参与清廷的修史活动，都可以由这一动机得到合理解释。作者认为，钱澄之易学思想形成的基础除了遗民学术氛围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学术渊源：家世易学的成果和治《易》倾向为塑就其自身易学特色提供了条件；黄道周、何楷、觉浪道盛等贤师的指导，开阔了其学术视野，为他较为妥善地处理易学、诗学、庄学和屈学之间关系提供了思考的视角；方氏易学的长期浸润为其精确理解《周易》之道提供了启发；程朱的易学立场为钱澄之裁剪古代浩瀚的易学材料提供了标准，也影响了他对易学主旨的诠释。第二，全面地梳理了钱澄之著述中的易学思想。作者认为，易学思想在钱澄之整个思想体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因而他的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治《易》心得：《田间易学》集中而系统地展示了其易学思想；《田间诗学》和《庄屈合诂》则对《田间易学》起到了完善的作用，补充了他关于易学、诗学、庄学和屈学之关系的认识；而《田间文集》、《田间诗集》、《藏山阁集》和《所知录》则是钱澄之易学思想在相应领域的别样化表达，其中的内容既有与前三种著述相重复的地方，也有增新的部分。第三，系统地分析了钱澄之易学思想的内容与体系。作者的分析旨在说明：（1）钱澄之以为圣人创制《易》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天地之理。而圣人采用诸如象、辞、数、图等手段和方式，都是为了使人们便于知晓天地之理而后以之立身，所以治《易》应以求《易》理为旨归。钱澄之认为，“《易》理”和“义理”是不相同的，前者涵括天地之理；后者则偏重于人事。《易》是伏羲在仰观俯察后模拟天地物象而画出的，它初的形式就是由阴阳爻构成的八卦和六十四卦。后“圣人则图”和“揲蓍求卦”，伏羲又根据《图》、《书》中的七、八、九、六之数而定蓍草演算中的阴阳老少，实现了与卦画中四象的一致。再后来，文王、周公、孔子为了《易》理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分别作了卦辞、爻辞和“十翼”。（2）在论“易象”方面，针对王弼认为爻位中的初、上两爻无“当位”与“不当位”的说法，钱澄之提出了商榷：判断一爻是否当位不能一概以阴阳爻是否居阴阳之位来论之；而应依据具体的场域，从理、时、位、阴阳等多个角度来进行评判。同时，针对来知德用“错综”之说来解六十四卦之间关系的做法，钱澄之明确指出来氏失误在于将“反卦”错当成了“综卦”。基于这一反驳，钱澄之主张当以“反卦”和“错卦”来理解六十四卦的卦序。他的批评和近代易学家杭辛斋对来知德的评价高度一致。至于“卦变”，钱澄之强调其正确的原则是不能执一端而为定法，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应的卦变之法。他认为卦变是在两个方向上实现的：即一卦之爻上下互换而成新卦和两卦之爻互换而成新卦。程颐坚持第二个方向（两卦之爻互换而成新卦）而朱熹坚持第一个方向（一卦之爻上下互换而成新卦），因而二人解卦都有缺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澄之关于“易象”有一特别的认识，即他不是从传统意义上楷定易象范围，而是将一切用于发明《易》理的手段都看成是“象”，这样他所谓“象”，不但包括卦象、爻象，而且包括“卦爻辞”。（3）在论“易数”方面，钱澄之抛弃神秘化的解说，认为“大衍之数”的确定是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而不是什么其它的原因，揭去了罩在其身上的神秘外衣，表现了唯物论的些许倾向。在对“揲蓍求卦”过程中“过揲法”和“挂扐法”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一一梳理之后，钱澄之对朱熹依据所得卦爻来判断吉凶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朱熹说得太绝对，其所言皆有例外。他坚持本卦、之卦相比较，应该以后所变之爻为主来进行判断。钱澄之还认为，决定吉凶的因素除了求得的卦爻之外，还需要考虑所占之事的性质和占问之人的品德素养状况以及事物发展的细微苗头这些因素。（4）钱澄之认为“易图”对于阐发《易》理的积极作用不大，因此他对“易图”持消极的态度。他把自己早年创制的“易图”大都删除了，只留下了《阴阳二气如环图》，用以直观地说明阴阳二气的关系。《田间易学》中还收有其它三十一幅“易图”，都是取自他人，钱澄之只做了简单的介绍与评价，未作深入的研究。（5）在探讨易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钱澄之形成了自己的易学哲学。他以阴阳之理为《易》理的本质，将阴阳二气对立的原因归结为它们性质上的迥异；把二气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面定位在三个层次上，即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互相转化、阴阳相交等。钱澄之坚持扶阳抑阴的立场，重视阴阳相统一，强调以阳化阴，而不主张阴阳决裂或者以阳攻阴。在讨论阴阳二气的本体意义时，在坚持“气本论”的前提下，钱澄之借鉴了朱熹关于理气合作生物的论证逻辑。他细分了二气的功能和地位，认为阴气负责事物外形的塑就，阳气则提供万物之所以能成的根据。在钱澄之眼中，太极、理、道都和阴阳二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或是对阴阳二气某一发展阶段的描述，或借阴阳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或是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或直接成为阴阳二气的代称。因具体的情境不同而有相应的关系类型。但总的来看，在钱澄之的理论中，它们对阴阳二气都不象在程朱理论中那样，具备决定的地位。“阴阳二气”理论在钱澄之易学哲学里又成为其人性论的根据。他指出，人是禀气而生的，在应然状态下无有不善。出现不善的原因有二：一是禀受了未达到和谐状态的阴阳二气；二是禀气后未能继续保持阴阳之间不断运动变化的特性，使得二气或滞于阴，或滞于阳。要恢复人应有之善性就要修养道德：其前提是理解道德的本质和规律；然后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上努力，即实现“存诚”和“闲邪”；再将内心自修与行为守礼相结合、主体努力与外在引导相结合。（6）《易》核心概念是“变”。钱澄之对“变”的分析，相当系统。他从“变”的可能性趋向、“变”的结果和“变”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变动”、“变化”和“变通”三个的含义和相互关系。钱澄之虽然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变”是由“穷”所引起的，但是“穷”在他这里不但是必要条件，而且还是唯一条件，他强调只有“穷”才可以行变。这是钱澄之总结历史上以及明朝由轻率变法而导致的严重结果之后得出的经验教训。为了能把“变”之道应用于人事，钱澄之指出，要重视事物发展初期的细微征兆，因其时而动；分清楚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在行变的过程中，把握好尺度，实现求“中”的目的。第四，准确地归纳了钱澄之易学的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会通是钱澄之易学的主要特征。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首先，他把以史证《易》、以老庄解《易》和用自然科学解《易》等三种具体的治《易》方法统一于易《理》纲目之下。和杨万里、李光相比，钱澄之分“史”为史事、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等；分“《易》”为卦爻辞、卦爻象、《易》之专用术语和《易》理等，其以史证《易》分类较细。他还将大量的明朝历史信息应用到了解《易》之中，这在同时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在以老庄解《易》方面，钱澄之用《老》少而《庄》多；对于老庄材料的使用基本局限于微观的层次，以解释字词为主，对易学与老庄本质的联系——阴阳观，阐发很少；其水平未能超越魏晋的水平。钱澄之以自然科学知识解《易》集中在三个方面，阐释易图、阐发易理和解爻象。其所运用的自然科学知识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天文学领域的。其次，知识架构方面，钱澄之以“感”打通了诗学和易学；以“因”、“时”诠释了《易》、《庄》的相合；以性情感抒为视角分析了屈原《楚辞》对《诗经》的承接发挥；用至情至性和因时而处“潜”、“亢”论述了庄、屈无二。这样，钱澄之就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除了以上的学术理由之外，基本的还是为解决由钱澄之的遗民身份所面临的生死、出处难题所决定的。钱澄之以《易》之道来持身自守，以《庄》之道来安顿虽处困境而仍高傲的心灵；以《屈》之精神归于已逝的友朋并自励；以《诗经》之“感”来发抒无所用世的情志。再次，钱澄之易学会通特色的第三个明显表现，就是在治《易》范式上兼顾了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他借鉴了朱熹的相关认识，以之为基础进行发挥，坚信象数和义理都是诠释《易》理的路径，亦是用《易》的路径。在用《易》方面，象数易和义理易分别指向卜筮和教化。卜筮和教化的分别反倒说明只有象数、易理兼顾，才能更好地知《易》和用《易》，因为人之所以要知《易》和用《易》，不仅是为了得到命运的启示，也是为了得到当下生活之正当性的引导。可见，钱澄之易学，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他之前及同时代之易学思想的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