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古道教从六朝到隋唐，其教制、教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来自佛教的冲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此时，道教学者的兴趣由术转向道，即由原先注重道教方术的修炼转而重视道教义理的建构，由是有重玄学之兴。目前，对重玄学究竟肇始于何时、何人，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直至成玄英重玄学才臻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却是研究者们一致的识见。对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然取得丰硕成果，但对至今尚存的成氏遗著《道德经义疏》和《庄子疏》的关系，即它们在成氏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孰重孰轻，究竟何者更能代表成氏的思想，却是看似意见大体一致，实则其见解未必妥当，有可商榷之处。本文作为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研究的一篇专题论文，即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展开其论述，以表达笔者的浅识陋见，为深化该领域的研究起抛砖引玉之作用。尽管成玄英一生著述颇丰，但多数散佚，至今完整可见的仅有《道德经义疏》和《庄子疏》两种，它们便成为研究成氏思想所依凭的主要材料，但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研究者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或者说一种主流的观点，即认为《庄子疏》是集中反映其重玄学思想的成氏代表之作，而且这种或因先入为主的缘故所导致的看法，似乎显得有些天经地义，长期以来竟无人怀疑其正当性，也因此，《道德经义疏》便相应地被看轻了，仿佛它在成氏思想体系中真是无足轻重似的。笔者的看法有异于是，认为足以代表成氏重玄学思想者，其实不是《庄子疏》，而恰恰是《道德经义疏》！本文在吸取学术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着力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道德经义疏》是一部系统地建立重玄学这一道教式经院哲学体系的著作，成玄英重玄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重玄论、道体论、心论）都在此书中得到反映，而《庄子疏》仅反映了其思想的次要方面。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二部分，论述了《道德经义疏》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重玄论、道体论、心论三个方面，这些内容是为《庄子疏》相对欠缺的，但正是它们构成了成玄英重玄学思想体系的主体部分。在该部分，首先是分析了“重玄”的含义，阐释了它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意义，还对重玄思想和三论学作了简要比较；进而剖析了道体论的思想内容，着重揭示了“道”之“本”与“迹”的两层含义，又辨析了“道”与“理”、“气”的关系以及物到底是自生还是道生等问题；后论析了心论的核心内容——如何将妄心（包括思虑之心和情欲之心）转化为真心的修行方法。在上述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依据《庄子疏》，探讨了其中为《道德经义疏》所缺乏的内容——物性论，认为尽管其“物性”概念近似郭象的“性分”概念，但前者并非对后者的简单因袭，成玄英的物性论实是对庄子的“逍遥”、“齐物”思想和郭象的“独化”、“性分”思想进行综合创新的成果。本文的结论是，如果说成玄英重玄学理论体系主要是由重玄论、道体论、心论、性论所构成的话，则从以上所展示的《道德经义疏》和《庄子疏》的思想内容来判断，《道德经义疏》理应被确定为成玄英重玄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