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清代中期,考证学占据着学术思想界的话语权；与此相应,考证学也受到不同学术流派的批判。考证学的成立与批判,几乎构成了清代中期学术思想讨论的重心。乾嘉考证学之所以区别于宋明以来的考证之学,正是在于考证学建立起以训诂考证为基础的方法论。宋明时期训诂考证是为义理服务的,到乾嘉时期,训诂考证转而成为义理研究的先行条件,义理研究被认为必须建立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之上。在考证学者看来,道尽于六经,必须通过以字义为本位的训诂和典章制度的考证研究,达到对六经含义的准确还原,才能明道。这一方法论的建立,遭到其他思想流派的反对,章学诚、姚鼐等人对考证学的批判集中在考证学方法论上；在批判的同时,章学诚和姚鼐各自在史学和古文的立场上发展出不同于考证学的方法论意识。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反对训诂考证对道的垄断,建立其由校雠通文史进而明道的方法论。姚鼐致力于古文的研究和创作,在他的观念中,隐藏着与章学诚类似的思想——“六经皆文”。“六经皆文”的思想一方面解构了经学对于古文的优越性,强调作为古文的六经的含义不是字义训诂和典章考证所能完成的,经典文本的解释必须依赖古文辞章的分析。另一方面了突出了古文的价值,道必须以古文的形式被表达出来。因此,姚鼐的方法论包含着知与行两个层次：通过古文辞章的分析研究经典文本所蕴含的义理；用古文的形式表达对道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