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以“古今中西”为中心的文化论争几乎贯穿了整个近代历史,表现在文化哲学的领域,出现了一种从体用论入手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思路。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贺麟,即属于这一路向。贺麟文化理论承继了中国传统体用论的思想渊源,以新心学的理想唯心论为哲学基础,以意志自由思想为核心,在回答“古今中西”的争论中,由文化体用关系的论辩开展为三方面的内容：以精神为体,以古今中西文化为用的“真文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体,西方文化为用的新儒学建设纲领；以思想道德为体,经济实业为用的现代化建设观点。贺麟在其文化体用的讨论中,表达出对人类文化这一普遍理想的追求,并以此为目标来融合会通古今中西文化,以求达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以抽象的人类精神为文化发展之体,在现实文化建设中充满困境,贺麟将其主张的“真文化”之“体”进行了转换,终落实到了儒家思想真精神上边。他将儒家思想价值进行普遍化,使儒学真精神成为体现文化共性的价值理念,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文化发展之体。贺麟先生站在文化人类学的高度、从文化哲学的理路上形成的人类文化的理想和对文化建设中人的主体性的重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对文化体用理论的探索也成为近代以来回应“古今中西”问题的富有个性特征的思想。贺先生的文化理论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而其文化理论的支撑性观点“精神文化为体,物质文化为用”具有主观构想性,这也注定了其文化建设主张实现的困境。现实文化建设中如何由“体”层面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开出“用”层面物质文化的发展,其实又回到了儒家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上。贺麟新心学内在的设定了联系体用的逻辑主体——逻辑心,但并未真正解答如何由“新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