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明清之际,学术界兴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潮。这一思潮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学者们把明亡归结为学术误国,而实质上是关于学术思想要不要经世致用的争论。宋明理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理学形上的道德心性之学以至泛滥,清初诸儒试图在形上的“体”上寻求一变革。从心性本体转而为政治制度本体,学术上主张全体大用、体用兼赅的经世致用之学。颜元是把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思想家,也是把这一思潮推向极致的一员猛将。颜元学无师承,艰苦力学十余年,后因居丧敦行《朱子家礼》而悟学自得,昌明周孔正学在于“三事三物”,以复周孔正传为己任。因他极为注重“习”“行”,而他于所昌的“三事三物”中尤为致意“六艺”,实质上更加倾心于礼。敦行《朱子家礼》这件事是颜元学术思想的转捩点,奠定了颜元学术思想的规模。因为在这以前是他苦学理学的阶段；在这以后他对理学家的批评都围绕着“礼”来展开。他自治教人都以礼为依归；为学为人都与礼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因此本文将他的学术思想概括为“习行礼乐”。这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旨所在,也是以前研究颜元学术思想的人不甚注意的。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颜元居丧敦行《朱子家礼》悟学自得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为切入点,钩稽他学术思想体系。他的学术理论依据是《尚书·大禹谟》的“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和《周礼·大司徒》中的“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实则他学教治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六艺总归于一礼”,以礼为教学重点,自治教人都围绕着礼。颜元学术思想的特色在于以周孔的“礼乐制度”为“体用”,以用显体,下学上达的为学路径；学术精神的具体表现则是,于“礼乐制度”上开出“习、行、动、用”的一套新精神。本文的特点在于,要突破学界以往单从事功之学或功利主义来研究颜元学术思想的单面思维。作者不否认颜元思想中的实用论,更不否认他经世思想家的地位,但他也是一位极为注重道德修养工夫的儒家学者。只是他讲的修养工夫比较特别,如“习恭”、“习动”、“习勤”“习礼”等。而有别于他所批评的理学家的“静坐”“体认天理”“主静”等修养工夫。颜元学术思想中有许多关于习行礼乐与身心修养、道德培育等精彩的讨论,这也应该是研究颜元学术思想所应注意的,如此更可能全面地了解颜元的为学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