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邹守益,为江右王门重要的代表人物。邹守益虽为阳明的亲炙弟子,但并非一开始就对阳明的“致良知”之说有圆润的把握。而是在通过自己不断地研习以及与同门不断地争辩之后,他才真正体悟到阳明“致良知”之说的真谛。在阳明后学“良知异见”纷起背景之下,邹守益正是这通过这种自我的探索,才使得他的思想在阳明后学中逐渐显现出来。阳明的“致良知”之说,诚如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因良知的随境性与独创性,良知之教并非承袭陈说便可传承的”。正因为如此,邹守益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反而成就了其“宗子”的地位。正是因为在邹守益的为学中存在一个自我探寻的因子,因此,在邹守益思想中也就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上,邹守益的思想中都存在一个早晚期的不同。而这种早晚期的不同,却为学界所忽略。关于良知本体,邹守益早期的良知,只是一个“只存有不活动”的良知,强调良知本体价值上的存有;而到了晚期,他的良知观有了明显的转进,与阳明“即存有即活动”的良知观相差无几,但客观色彩还是比较浓厚。在与聂豹关于良知本体的争论中,邹守益提出“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之说,不仅发明了师说,同时对挽救王学中的流弊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致良知工夫论上,邹守益也存在着“始也戒惧于事,已而戒惧于念虑,其后则乃戒惧于本体”的不断精进的过程。对于“致良知”之教,邹守益从“行”的角度切入的。强调践履工夫,贯穿于邹守益思想的始终。邹守益以戒惧慎独之说为他的为学宗旨。同时,他还将宋明理学中其他的工夫论思想,如主敬、无欲、克己复礼等工夫纳入到王学体系中,丰富和发展了阳明“致良知”工夫论。邹守益的思想不仅在挽救时弊上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后世学者也有重要的影响。从阳明的“本体工夫一时俱到”到黄宗羲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的演变过程中,邹守益“即工夫即本体”的思想,就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以匡救王学末流为己任的刘宗周,也从邹守益那里汲取思想的养分。再则,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学者之一的王船山,与邹守益也有很大的渊源。可以这么说,邹守益的思想在整个明中晚期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