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白沙自得之学是白沙学说的基本宗旨,没有自得于心的经历,就没有白沙心学的形成,更没有现代所谓的白沙自得之学。自得之学是白沙对生命真正澄彻的结果。其形成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由于科举的失败,白沙走上了拜师求学的道路；然而,又由于自身才性与老师的差别,终无所得而离开了老师。在科举与求师两条道路都封死的情况下,白沙不得已走上自我探索的道路。但是,这种知识式的涉猎并没能使白沙找到正确的方法,反而因用功过度而几致心病。在这种情况下,白沙只能走上反省内求的静坐道路。恰是静坐,让白沙有所得,并由此打开了心学之门,走上自得之路。静坐使白沙悟到了心与理吻合处,为学方向由外转向于内,肯认了人的主体性对得道的重要作用。但是,静坐带给白沙的只是一种开悟,而自得之学实际在此时仍没成熟。由于观念的转变,白沙更多地沉浸在与自然和人伦的广泛交流。与自然为伍,使其自得之学多了一份自然的气息；而于日常生活中的涵养,又使得白沙自得之学更多了一份“中庸”的境界。白沙明确表示自己是儒者,同时也承认佛老思想都有着可取之处,其自得之学也充分印证了白沙的观点。应当承认,其与儒佛道三家皆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白沙自得之学发扬了儒家传统的主体精神,继承了宋代以来一直受推崇的“主静”思想。自得之学对道家思想的吸取主要表现在自然与虚静上；而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则主要表现在直觉体认及其具体的表达方式上。白沙以其自得之学而成为明代心学的开创者,王阳明则可以说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两者的学术固然有其相似的地方,如学问发生过程、“心即理”命题的提出以及道德自觉等。但,二者却存在着更多的差异性。这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一是具体的工夫进路问题；对二者的比较使得两家的思想特色更分明,而明代心学的总体脉络也更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