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包括《老子》甲乙本在内的一批帛书。其中《老子》本卷前有四篇分别标明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的古佚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四篇古佚书,唐兰先生称其为《黄帝四经》。《黄帝四经》全文约一万一千余字,可以说是现存早的一部关于黄老之学的著作。我们知道,关于黄老之学的著作多已湮没或残缺。这就使得人们研究黄老之学不仅缺乏史料,而且缺乏有力的证据。《黄帝四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除此而外,它为学术界确认以《黄帝四经》、《慎子》、《尹文子》及《管子》中有关篇章为代表的战国中后期黄老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连续、清晰的线索。《黄帝四经》的出现,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珍品。《黄帝四经》为现存黄老之学的早作品,所以它具有同黄老之学一样的道法结合、以道论法、兼采百家的理论特征。因此,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以上三个理论特征的具体阐释。《黄帝四经》是崇道的。而“道”在该书中是一个既不可感知又可以感知的本体。也就是说,“道”具有形上与形下双重的特性。这种双重性,不仅使得人们对“道”的把握得以可能,而且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道”之下,《黄帝四经》衍生出了一套解决宇宙、社会与人生问题的办法,而“法”便是处理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在《黄帝四经》中“法”由“道”生,法不再被视为社会退化的产物,而是“道”投射在人间的必然。《黄帝四经》在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同时,兼采百家之长,因而道、儒、墨、法、阴阳、名、法家等各家思想在其之中均有体现。《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为了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因出发立场与角度不同而取舍各异。《黄帝四经》在这种对立之中寻求着同一,广泛吸收着百家之长,并以此为社会治理提供着理论依据。事实上也证明,以《黄帝四经》为奠基之作的黄老之学在汉初成为了指导思想,对汉初的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人民安居乐业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