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清以来,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日渐增多,受非议的莫过于“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思想,认为宋明理学是只讲天理、只讲道德不讲人欲的学问。但为什么当时的士大夫会有这样的呼声?人不可能没有欲望,欲望为什么要被灭掉呢?是要灭掉所有的欲望吗?如果不是,需要灭掉的欲望又是什么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北宋初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道德沦丧。此时,一部分士阶层开始觉醒,他们呼唤人们正确看待幸福,正确看待人生。周敦颐,以其自身的言行向北宋世人重建了一个以德为福的精神世界,找寻自己精神上的依托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周敦颐在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尤其是在北宋这个转折时代。自汉以来,儒学不仅仅是官方大一统的思想,也是人们精神上的依傍。而至北宋初年,儒学在佛道二教的冲击以及时代的变迁中,汉唐经学已失去原始儒学的活力,无法应对外来的挑战,儒学需要更新。儒学在这时走到了一个转折期,而周敦颐便处在了这个转折点之上。周子不枉后人所封“开山鼻祖”之称,不仅秉承先秦儒家之真精神,使儒学重新昌明于世,而且将一些新鲜的元素注入儒学之中,以抗衡佛老思想的冲击;不仅为儒学开辟了新路向,且重塑人生幸福的新境界。周子将“太极”和“诚”有机的结合,第一次提出了本体和价值理念的问题,把太极看作是人性和价值理念的根据,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贯通。周子用“纯粹至善”的“诚”将天道与人道相贯通,具有本体意义的至善的“诚”也就成了道德的高境界以及做人的高标准。周子也由此完成了他的以诚体为核心的心性本体论,表明周子对真诚无妄境界的价值追求。周子道德形上理论的建立,旨在为儒家的道德理论找到一个形而上的根据。周子虽没有直接对“幸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对“不幸”与“大不幸”的解释,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周子以作为道德高尚的人为其人生的大幸福。而对周子富贵观与生死观的探求,也反映了周子以德为福的人生观。一般来说,宋代理学的出现不外乎三个来源:一是儒学的疑古革新,二是道教的复兴运动,三是佛教的乘机传播。作为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也不能逃脱佛道二教的影响,在其精神世界的形成中,这二教给予其很大的影响。宋初,在佛道二教的冲击与儒家经学的日益衰败下,许多儒者自觉而不自觉地受到佛道二教的熏陶,在其思想中展示出道家佛教之学的形貌相状,这些不外乎是为了拯救儒学之正统地位,唤醒人们“内圣外王”之儒家的精神理想而形成。周子将佛道无欲之修养功夫援入儒家治世之哲学,为儒家开辟了新路径,在迷茫与困惑的时代中开辟一种新的精神追求。周子自南宋以后被人们推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黄百家就其对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给予“破暗”之功的称赞。但这远远不够,周子思想之真正意图及其影响,绝非仅仅为了使儒学重登大一统思想的宝座,而是希望人们在乱世中重新找寻人生意义的所在。周子的以德为福的精神理想与价值追求主要是想把人们从当时的那个物欲横流、人无廉耻的世界中拯救出来,让人们反思一下幸福的真正含义,从那种奢靡与堕落的生活中走出来。宋明理学的“灭除欲望”是想让人们在当时的那种奢华的环境下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所在,重新树立新的价值追求,重塑道德在社会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