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戒律废弛,僧纲不振。当时的僧人多以赶赴经忏为业,所以无论是深修实证,还是传统的义理之学,都已浸至不闻不问焉。于是佛教为世人所诟病,再加上社会动荡、时局变迁、西风东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乃至有“庙产兴学”之难。教界少数头脑清醒之人,如太虚、印顺等始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口号,并极力为佛教改革与复兴而奔走呼吁。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当时的中国佛教已不同于古印度佛教的样子而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我国西藏佛教由于毗邻印度而保存了大量古印度佛教典籍,因而基本维持了印度佛教的原貌,于是汉区佛教遂兴迎取藏密之举。四川绵竹的释能海是当时第一位进藏求取密法的汉地僧人,他不辞艰辛、矢志西行,为求法而舍身忘己,归来后在四川和山西两地建黄密道场,创大般若宗。因为其卓著功勋,时人将他与释法尊一起合称为“法尊译经,能海弘法”。但正如日本爱嫒大学教授邢东风所说的那样,现在做人文学术的人认为唯有明清、唐宋甚至更古老的东西才有价值,才值得研究,却不知民国时代的事也已离我们经渐行渐远,对那个时代的研究亦应该引起重视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世界知名的求法与弘密高僧,能海的事迹与思想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有关他的文章和著作是凤毛麟角,实在太少了。笔者欲通过本文的研究,权作一引玉之砖,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下一个引子。能海一生弘法的贡献在于:(一)既能坚守黄密传统,又能显密圆融、藏汉并摄,为现代藏汉佛教沟通做出了极大贡献。(二)在汉区建立了正宗、纯正的黄密道场,为纠正当时的谬论和流言、传播纯正藏传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三)坚守戒律、弘扬戒律,重振僧纲,厉行六和相敬,造就了戒行高洁的僧团。(四)大力举办佛教教育,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从事藏汉沟通的人才。(五)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典籍,为人们认识藏传佛教、沟通藏汉佛教提供了有力凭据。同时他对密法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密乘修法中高一级实与禅宗境界无异,而汉地佛教的不足之处在于空谈义理、没有实证,更缺少仪轨加行,因此他的弘法处处显现着大小兼摄、显密圆融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