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庄子这位“诗哲”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从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性、认识标准之主观性、认识对象之变易性和言说之困境四个方面,对一般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的障碍予以揭示并对其作了相对主义的消解,后走向了怀疑主义。然而,庄子又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求“真知”的过程中,他却并不怀疑其高本体——“道”的存在,他甚至通过很多寓言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心斋”、“坐忘”、“见独”等神秘主义的“体道之方”。庄子既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又是一个直觉主义者,以相对主义为基础,把怀疑主义同直觉主义结合起来是庄子认识论的主要特点。庄子的认识论是其逍遥人生理想的理论支柱,也是如何实现从安命向逍遥过渡的方法论。其认识论不是去揭示关于世界后的根源本质,不是为获得知识而求知,而是通过“齐是非”、“齐万物”以及独特的“体道之方”,着重于内在生命的修养,以提升人生自由境界为旨归,从而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超越有限性的思想之路。这种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对独断论哲学起了矫正作用,启发人们对既有的理论体系乃至意识形态进行大胆怀疑和新的探索,两千多年来支撑起无数渴求自由生命情怀的真诚灵魂,且对中国的意境艺术影响深远。可庄子这种认识论拒斥语言,消解逻辑的思维定势又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难脱其咎,其导致的“不遣是非”、“随遇而安”的“随便”的人生态度两千多年来也是吞噬灵魂的历史深渊。休谟贯彻彻底的经验论原则,试图建立一个人性科学的体系,从而为科学知识寻求确实可靠的基础。为此,他从一开始就以怀疑的眼光批判揭示了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些独断论的内在矛盾。休谟运用形式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感觉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精确地考察和揭示了人性中的各种能力和官能,对人类知识观念和因果关系的来源、性质后得出了不可知的结论。休谟不超出感觉一步,限制了人类认识的能力和范围,并从中发现促动人心活动的秘密机制和原则,极大地影响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乃至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庄子和休谟虽然都用怀疑主义去反对当时的独断论思潮,走向了不可知论,可他们在认识目的、怀疑的对象和范围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等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差异性。庄子和休谟认识论之差异,也是中西哲学差异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