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种思想或意识被理论化、系统化之后,就被作为社会价值固定下来,逐渐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逐渐形成巨大的惰性力量。此时,个体的意义就不是在个人身上得到自足,而需要在秩序中获得确证。个体因此被湮没在冷冰冰的秩序之中,社会规范与人的欲求之间潜伏着内在的紧张。这种暗含的矛盾和冲突在原有社会价值崩溃时暴露得尤为明显。当社会处于价值失范时,为了对抗被神化乃至神秘化的冷冰冰的理论体系,人的主题就得到空前的弘扬,而这种对人的体认和张扬往往又是通过复苏人的感性欲望的方式进行的,这在中世纪末期的东西方社会表现得极为明显。明朝末年,封建中国的社会价值面临崩溃的危险,理学的信仰危机愈益深重,普遍原则日渐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与此同时,明代的思想界也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者高举人的旗帜,张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合理欲求,在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文选取了薄伽丘的《十日谈》作为参照,集中比较李贽和薄伽丘思想的异同。李贽和薄伽丘虽然同样流露出肯定人性之私、反蒙昧主义、反禁欲主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但是,这种对人性的宣扬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又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区别。二者在“人”的本质的定位、人性论的终着落点等问题上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别恰恰缘于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根基。正因为此,二者的理论的命运也截然相反: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贯穿奔流于文艺复兴运动始终,而李贽则遭受到众多思想家的指责,其思想归于寂灭。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两位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家,说明在行将走出中世纪的时刻,作为东西方社会思想先驱的李贽和薄伽丘各自对个体存在状况、个体生存价值做出了怎样的阐释,并试图从李贽思想归宿这个侧面反映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