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仁义”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一个由“仁”、“义”到“仁义”的进程，而且也是儒家早期人性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一研究，不仅能使我们清晰地把握“仁义”思想的内涵，而且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孟子“仁义”思想的形成在儒学史上的重大意义。 本文结合字源学与哲理诠释两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儒家经典文献《诗经》、《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中庸》以及《孟子》中的仁义思想作一历史的梳理，从而厘清儒家“仁义”思想形成的脉络，探讨孟子“仁义”思想的内涵及其形成在儒学史上的意义。 “仁义”思想的形成源远流长。“仁”的观念起源于周初统治者“重德”、“敬德”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发展，在《左传》、《国语》中，“仁”的内涵发展成为一种敬谨的道德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发的“亲亲”、“爱人”等行为。“义”的观念，起源于一种表示社会等级的仪礼，象征了威严而不可侵犯的等级秩序。在《尚书》中，这种表示礼仪、法规的“义”之内涵发生了变化，“义”出现与“宜”假借与互用的情况，具有了“宜”之“应当”、“应该”等内涵，从而有了道德意义。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义”发展成为根源于天地之道的宇宙之道，是人道之当行。“义”具有裁断、规范作用，人的行为只有经过“义”的裁断，才能表现为道德的、合礼的。可以说在孔子以前，“仁”是指由内心而发的，对道德礼法敬谨的责任意识；“义”则指依道德之天而作出的判断与行为，“义”之判断的根据是外在的。“仁”与“义”的关系表现为：“仁”是行“义”的手段与工具，“义”是行“仁”的目的。“义”相对于“仁”，是外在于人的。 到孔子时，儒学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孔子在继承传统“仁”之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仁学思想。孔子的“仁”，是对人的深层本质的一种规定与揭示，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孔子突出了道德的内在性，认为人能够求仁而得仁。这样，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就系统地解决了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据与动力的问题。人可以实现对道德之天的认识，但这种与道德之天的沟通，只能通过个体生命无限地“下学上达”来实现。因此根源于道德法则之天的“义”，在孔子学说中仍具有外在性，“义”之判断与应然的道德命令，依旧是外在于人的。但对于有德君子而言，“义”已具有了内在化的特征。 在继承孔子仁学的基础上，《中庸》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性命天道思想。《中庸》明确以“天命’”归定“人性”，并以“仁”为“人性”的根本内涵，从而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贯通。《中庸｝）继承了“义”一脉相承的历史意涵，明确以“宜’释“义’，“义’就是依道德之天而发出的人道之当然的判断与行为。由于人性与天命的贯通，“义”又是内在于人性的，“义”之当然也是符合人性的，是人性之应当。但子思学派还从工夫层面讲“义”，认为人道的实现是由“教”来实现的。“教”由外入，而“教”的内容正是“义’、“礼”、“智”。所以在于思学派中，“义”虽具有外在性特征，但是不同于《左传》《国语》中的外在之‘义”的。子思学派的‘义”虽表现为由外而内的工夫修为，但‘义”之根据却是内在于‘人性”的。“义”虽由外入，表现为道德行为，但还是顺应“人性”的，是“人性”的外在表现。 作为孔子与子思的继承者，孟于首先通过与告于的“仁内义外”之辩，把子思学派从工夫层面讲的“义”收归本心。本性，明确规定“仁义”是人本有的人性内涵。其次，孟子从人情、人心等不同层面，阐述了仁义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经验性与普遍性，以此凸显仁义即心即性、即情即理、既现实又超越的本质与特征。后，孟子阐述了仁义不同的内涵与相互关系，从而确立了“居仁由义”的人生实践论，实现了天命与人性、人心与人情以及内与外的贯通，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走向初步的确立。总体说来，盂子“仁义”思想的形成在儒学史上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l、完成了人性与天命的统一。 2、实现了人性与人心、人心与人情以及现实与超越的统一。 3、确立了“居仁由义”的人生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