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与传统易学研究中注重文献考证,依靠章句注疏的研究方式不同,本文是以“新轴心时代”价值规范体系的重建作为现实指向,以“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作为理论问题,进而展开的对作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之源头,同时亦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经典之一的《周易》文本的哲学思想研究。鉴于“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形而上学”)及其发问方式(“何以可能”)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核心问题“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之间的相似性与相关性,本文对于《周易》文本的思想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与康德哲学的比较和对话中展开的,即：康德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性考察,来为科学形而上学的建立奠定基础；本文则是通过对《周易》特殊的文献构成、文本性质,及其所蕴含的特殊思想观念的讨论研究,来探寻易道形而上学的建构得以可能的原因或根据。本文的具体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从文本的层面对《周易》的文献构成和文本性质的历史衍化及其与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社会与思想文化大转型之间的关系的考察。通过考察,本文指出：《周易》文本的历史衍化所经历的时间恰好与中国古代轴心期大转型所经历的时间相对应,即都是从殷周之际经春秋战国直至汉初约八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二、由于《周易》初是为卜筮预测吉凶之用而作,所以,对《周易》思想的研究以及“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之问题的思考便应当从卜筮的角度切入和展开。第二部分(第二章),专从卜筮的角度,通过对《周易》筮占与“龟卜”等其他卜筮形式的比较从而彰显“易筮”中的理性成分。“易筮”的理性成分,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主要体现为以“数”为占的特点,后者乃是根源于作《易》者以“数”而“观”作为整体的宇宙或世界之存在的“天象”的思想活动。第三部分(第三章)主要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系统之历史起源与形上根源的讨论,指出《周易》卦爻象同时兼具抽象性与具象性的双重品格,并将这双重品格概括为“象-数统一”的特点。与此双重品格相应,《周易》卦爻象一方面能够展开为一种形式化的推演,另一方面又始终不离于具体事物的存在。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对《周易》卦爻辞系统的讨论,从而展现殷周之际思想观念的转向。通过讨论,本文指出：一、《周易》卦爻辞与卦爻象系统有其共同的形上根源,即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普遍之“观”；二、《周易》卦爻辞与卦爻象系统之间具有相当的对应性；三、从内容上来说,《周易》卦爻辞可分为“象辞”与“占辞”两个部分：“象辞”主要由大量的殷周歌谣和少量的殷周史记组成,其中的殷周歌谣记述了中国上古先民在其生产生活中的各种源始经验,蕴含着古人对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各种观察和认识,而殷周史记则记载了殷周之际所发生的一些历史故事；“占辞”则涉及大量的表示吉凶休咎的断语和少量体现古人对世界变化规律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经验的生活格言,以及许多关于占筮的前提性观念的“有孚”,即诚信。第五部分(第五章)主要涉及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之思考的回顾性讨论和对作为整体的《周易》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对“易道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作出讨论。根据康德对“纯粹理性”所作的批判性的考察,使“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根源或条件主要有三个,即：一是感性直观提供感觉经验以为知性思维提供知觉材料,是知性思维提供知性范畴以规范整理杂多的感性材料,三是先验想像力提供先验的图型,即时间使得感性材料和知性范畴之间不仅具有一种源始的本质统一性,而且还进一步使得二者的综合统一得以先天必然地发生。在《周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三个部分,即《周易》筮占、《周易》卦爻象和《周易》卦爻辞：卦爻辞中的“象辞”部分所蕴涵的源始生活经验大约相当于康德的通过感性直观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由“--”与“-”两个符号所组成的卦爻象系统大约相当于康德的由知性思维所提供的知性概念或范畴,后者的作用就是在于整理和规范感性直观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在《周易》筮占过程中,对卦爻象和与之相应的卦爻辞的解释活动则大约相当于康德所谓“先验想像力”所提供的先验图型。易道形而上学的建构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在《周易》中不仅有抽象性的卦象推演,而且也有各种具体而现实的生活经验,并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借助于想像力所进行的筮占的解释为抽象的卦象推演和具体现实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结合与统一构筑了桥梁。第六部分(附录)进一步从“是什么?”与“何以可能?”这两种发问方式上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与基本问题作出讨论。通过讨论,本文指出,任何发问和探究都包含着“是什么?”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部分,它们同时也是作为存在论的一般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前者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之问,后者则是形而上学的“实存”之问,二者统一于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追问与思考之中。“是什么?”的发问和思考奠基于“何以可能?”的发问与思考,这种奠基关系在形而上学的探究中就体现为“实存”之问比“本质”之问具有一种优先或基础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