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贾谊的“道”论是以“道德”为根本的。贾谊对“道”的探讨是从追问“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切入的。他认为“道”是人们所由以处理人、事、物的凭借。“道”有本末之分,本是“虚”,末是“术”,本末皆道。“道”之接物就表现在“虚”之接物与“术”之接物两个方面。在贾谊看来,“道”以“虚”为本,不是说“道”是空无一物的绝对的虚无,而是为了强调“道”的精微特性。“虚”是“道”的精微特性,以“当”作为“道”之接物的指导原则,而“虚”本身不能与物相接。因此,“道”要与物相接,就不能停留在“虚”的层面,而是要在“虚”的基础上通过“术”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贾谊认为“术”也是“道”。在此基础上,贾谊根据儒家的伦理原则整合了先秦诸子广泛讨论的五十六对概念,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德”论,是贾谊“道德”形上学的特色之处。贾谊认为,“道”虽然是创生万物的根本,但是如果没有“德”的承载,那么“道”的创变过程就无法展开。因此,贾谊在讨论“道虚”的基础上,引进“德”的概念,并借“德有六理”与“德有六美”两个命题来说明“道”在天地间的扭转、运作方式。“德有六理”指“道”、“德”、“性”、“神”、“明”、“命”六者作为“道”由无形到有形、由虚到实的创生历程。“六理”之中,“德”在生成论意义上是“道”向下的凝结,“道”的创生之变都是因为“德”的存在才得以实现的。“性”是“道德神气”的集聚,道德造物必须要经过“性立”的环节,“神”是“道”、“德”、“神”、“气”发于“性”的结果,也是“性”的作用,“明”是“道德神气”发于外的结果,“命”是万物得“生”成“形”的后环节。“德有六美”是指“德”有“道”、“仁”、“义”、“忠”、“信”、“密”六者作为“德”之行所开显的价值意义。“六美”之中,“道”、“仁”、“义”、“忠”、“信”五者与先秦儒家的“德”论基本一致,而从对“密”之本义的考察来看,贾谊将“密”作为“德”之一美,正是为了表达“崇德”的思想。“六理”与“六美”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显明“德”的功能,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贾谊用“以六为法”将他的“道德”论贯穿起来：“六理”与“六美”在事物内部形成法则,称作“六法”,体现在事物外部,形成“六术”,根据“六术”的指引行事,称作“六行”,先王法“六法”、体“六行”,以兴“六艺”。“六行”思想是贾谊“以六为法”思想的一个特色,这虽然受到了简帛《五行》思想的影响,但二者又有很大的区别。贾谊重“六”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了汉初水德制的影响,方面是为了将儒家的六艺在形上世界里安顿下来,从而确定六艺之学的必然性、绝对性、通行性。贾谊的“道德”论进一步体现在他以“道”论政的政治哲学中。贾谊“以道论政”表现在,一方面他通过考察古圣先王的道治理念而指出所谓的“治道”就是“行道”；另一方面他通过对秦朝迅速灭亡的反思而认为为政治国之中“道”不可离。“道”必须通过怀“德”得“道”的圣王的推扬,才能落实到实际的政治运作之中。因此,怀“德”圣王的道治理念是他阐发的主要对象。在贾谊看来,圣王的道治理念主要体现在仁、信、敬、慎四个方面。其中,“仁”与“信”是基本的治道原则,为政要信,为治要仁,仁是博爱于人,信是博利于人。政道与治道虽有不同,但二者是统一的。“慎”与“敬”是仁信之治的不二法门,“慎”表现为为善去恶,“敬”表现为“尽敬”之心。仁信之政、慎敬之德都是以人民为政治的主体的民本思想的体现。贾谊的民本思想是在总结秦亡的教训与综合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特点在于他用“暝”来说明民的内在属性,认为民是贤愚皆具的群体,及他将“天命”与“民本”并提,以“天命”来保证“民本”思想的有效执行。贾谊的民本思想中,“道”是高原理,“民”是后目的,高原理与后目的是根本一致的。贾谊对君臣之道的设定就是为了保证高原理与后目的的一致性。贾谊认为为君者应本仁义之性以公心待天下,要以道求士,以道选吏。为臣者要以爱民为忠,以道事君。他是在道义的前提下讨论君臣关系的。贾谊王道理想、德治诉求的进一步落实,则体现在他以礼为大纲对汉初政权的制度设定上。贾谊的礼论有三个特点：其一他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这是他的“道德”哲学的延续；其二,强调礼的政治功能是他的礼论的重点,他从政治的角度规定礼之正、礼之分、礼之数、礼之质、礼之至五个概念的；其三,贾谊继承了先秦儒家礼主刑辅的观点,认为法对于礼有着辅助功能。贾谊所说的法是就法制、法则而言,而不是指刑、罚之类。贾谊针对汉初的政治问题与隐患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制措施,就是试图从制度的层面确保儒家礼治思想的顺利执行。其中,贾谊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理论及其关于太子的教育思想,是先秦儒家关于权位授予理论在大一统的政体下的继续讨论。“道”的理想不仅体现在贾谊的政治哲学、礼治思想之中,而且体现在他的生命实践和文学创作中。贾谊与西汉初年政治中“多质少文”的长者不同,他是汉代理想、汉代心灵的开启者。他在道之将行时,事君以道、忠而忘身,在道之不行时,自觉高远,体悟生命之道。这是大一统政体形成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人生照。贾谊之能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心态来应对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境遇,与他开放的“道”论是分不开的。以道观之,高居庙堂与隐逸山林只是“道场”发生了改变,只要有心向道,道就不会远人。不仅如此,贾谊的赋文发乎情,止乎礼,纽于王教,本乎教化。他的《吊屈原赋》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奠定了以“士不遇”为题材的赋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