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基于庄学研究中个案研究的局限以及庄学考据学受到挑战,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并采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庄子》、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之间的逻辑发展及三者哲学思想的差异。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了老、庄道家的“道”本体到玄学的“无”本体、重玄学的“非有非无”本体之间的逻辑发展过程。老子的“道”具有宇宙论的内涵,但是宇宙论不是老子所强调的本义。其“道”不是西方式的“实体”,而是超越经验世界对绝对完美的境界与绝对圆融的价值的形而上的本体建构。从表示圆通的境界或圆融的价值意义来说,老子之“道”实可用“圆”之一词而概括之。《吕氏春秋》“圆道”概念的形成,使老子之“道”的“圆境”义得以全幅的呈现,对中国文化“圆境”理念的定型具有指点与深化意义。为了把“道”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老子把“道”的属性赋予了没有任何规制性的“无”。庄子沿循老子之理路,同样以“无”论“道”。因此,在老庄哲学中,“无”就相应的具有了圆通境界之意涵。由于老庄哲学的本体论与本原论是合一的,其宇宙生成论的哲学处于主导的地位,故“无”本体在魏晋玄学之前没有在中国哲学中真正突显出来,而是以“道”本体的形态展示着它的哲学特征。从“道”本体到“无”本体,其间经历了一个“无为”的中介理论形态,“无”本体被隐含在具体的治国、驭臣、择人之中。道家黄老学的“无为”治国、“无为”驭臣偏重于从动态的主体行为过程来说“无”,重视择人或辨才论官的《人物志》的“无为”才性则偏重于从静态的行为主体的人格境界的视角说“无”。这三个“无为”的中介形态,尽管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突显了“无”本体的形上之境,但由于未能脱离人世间之具体事务,故未能真正从宇宙统一性的形上高度建构起“无”本体。“无”本体的真正确立是在以“辩名析理”为特征的玄学名理思辩中由王弼完成的。玄学的“无”本体不是指实性范畴,而是指意性范畴,即指意圆通无碍的主体境界。 在哲学的意义上,玄学的主题是有与无的关系问题。从对有与无的哲学思辩上说,“有”具有限定性与规制性,“崇有”不能真正达到圆通的境界;“无”尽管能够给人一种虚通、玄远的精神境界,但它也会产生使人们执著于“无”而不放,进而形成绝对的“贵无而息有”的崇尚虚无的价值定势,故“贵无”也不能达成心灵的圆通。玄学的“崇有”、“贵无”二论所遇到的理论困境的解决,终是由重玄学完成的。重玄学作为晋唐之际的一个特定的哲学思潮,其本质在于其重玄双遣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方法,其外延可以涵摄道家、道教甚至佛教,但是重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