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冯从吾是明末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善心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搜集和研究冯从吾著述资料，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结合晚明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主题和问题意识，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冯从吾“善心说”进行了初步探研。从纵向看，冯从吾“善心说”既继承了关学自张载以来的崇礼尚实的学风特点，又体现了明代关学心性化的趋势。从横向看，面对晚明社会颓势和心学末流之弊，冯从吾的“善心说”是运用程朱之学对阳明心学进行修正的结果，具有融合程朱陆王的倾向。通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对能反映冯从吾心性特点的“善心说”有个初步的了解；另一方面，可以由此管窥关学在明代的发展，以及晚明学术转变之动向。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冯从吾其人其学其书，分析了冯从吾“善心说”形成的时代背景，学术倾向和学术渊源，为其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基本的参照。 第二部分为本文的重点，着重对“善心说”从心性本体上加以分析和阐释，突出“善心”本体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探讨。第一，突出强调冯从吾之学“以心性为本体”，这就必然涉及儒佛心性之别，冯从吾在心性源头处以“理”归宗儒家，通过理气、理欲关系的说明，他明确指出儒之旨是“理”之根，因而于“有”处立言；佛之旨是“欲”之根，因而于“无”处立根，由此，在儒佛之辨中凸显了以“理”标宗的特色。第二，冯从吾以“理”作为“善”之根究，并以“气质中之义理”的气质与义理一体化的至善一元论，解决了本体之善与现实中性有“不善”的矛盾，将人的自然存在理性化，这就是人性论上“性善”的说明。进一步，冯从吾又以心性解释人性，通过心、性关系的说明，将性善还原为心善，又将心由“善”的游离状态直接规定为具有确定性的“善心”，作为道德价值的后根源，此“善心”便是义理基础上心性合一的道德理性本体。第三，笔者从冯从吾所面对的“无善无恶”的时代问题入手，一方面通过冯从吾对阳明“四句教”的态度，明确了其“有善无恶心之体”的学术立场；另一方面通过冯从吾对形形色色的“无善”说的辨明，突出强调了其以“善”标宗的特质，此“善”相对于“无善”是“有”处立根，这样“善心”本体便得到了实有论的说明，而由此决定的功夫也便有了实落处。对于此心体之“善”，冯从吾又将其提升到“太虚本体”的高度，笔者专就冯从吾所谓“善字就是太虚”作了论说，以见“善心”本体之境界，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一物不容而实万物咸备”的“大体”特色，这就是“善心”之本体。 第三部分与第二部分紧密相联，以“敬修止善”的修养功夫论说明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善心”本体的要求，以长养“善心”，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这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的:其一，突出冯从吾以“真修真悟”、修悟并进的修养方法对“善心”的长养，尤其突出冯从吾对学问等实修养功夫的重视。其二，突出冯从吾“静养动察”的修养方法，冯从吾既强调“未发处得力”的静养之功，又不轻视已发之点检审察之功，这也就是贯穿动静始终而须臾不离的“敬”之功。其三，突出了冯从吾怎样以“格物知止”的方法去实现“至善”之目标，他把格物作为知止以前功夫，体现了融合朱王以长养“善心”的特点。 作为本文之结语，第四部分除对冯从吾的“善心说”作了简要的评价之外，还论述了冯从吾对关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关学学风在实践中的应用，以见其复兴关学的贡献。 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