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作为中国佛教核心观念的“本觉”思想,在二十世纪分别遭遇了中、日佛学界内部的两次猛烈批判:其一是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吕澄、熊十力之间的“性寂”与“性觉”之争;其二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的跨谷宪昭、松本史朗等人为代表掀起的“批判佛教”风潮。在“性寂”、“性觉”之辩中,吕澄依止法相唯识学的“心性本寂”思想,对熊十力的“心性本觉”提出批判,并进而将《起信》、《楞严》以及台、贤、禅、净等具有“本觉”思想的中国传统佛教经典统统判为“伪经”。与此相应,日本“批判佛教”则认为,流行于中日佛教中的“本觉思想”和“如来藏思想”带有一种“基质”之实体论倾向,严重背离了印度佛教的路线,是一种反佛教精神的“非佛教”。本文的重点不是论证中国佛教“本觉”思想是否为“真佛教”,而是意在文献和义理之辩的基础上,将这两次批判事件放置在“现代性”的视阈中加以思想史的审视,从而挖掘其隐匿于文献义理背后的佛教本觉思想批判的“现代性”意涵。 事实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佛教“本觉”思想批判与论争,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佛学义理之辩,而是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背景:其一,西方现代性思潮不仅影响了中、日佛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也更换了其佛学诠释的知识资源和理据。吕、熊的“性寂”、“性觉”之辩既是中国学统中乾嘉学派与宋明心学的对立,也是西方实证思潮与生命哲学思潮之间的对抗;而“批判佛教”与“场所佛教”之争则根本源于“批判哲学”与“场所哲学”的诠释理据之对立。其二,以科学、民主为入口的社会实践反思,已成为这两次佛学论争的线索之一。吕澄及日本的“批判佛教”学者认为,“本觉”思想的“佛性本具”、“觉性自存”、“反观内证”思想,在社会实践上有“肯定现实之合理”的保守性格和调和一切的圆融特点,不利于科学与民主的吸收;而熊十力、牟宗三以及日本“场所佛教”(本觉)学者则从本觉思想和人文反思的角度出发,分别强调以“心性本体”容受、开出科学与民主及以“绝对无”超越科学与民主。其三,现代性视阈中的佛教本觉思想批判,就其哲学层面而言是西方“现代理性”与中国佛教自身“理性”之间的“祛魅”与“反祛魅”的对峙与互省。“现代理性”建立在主客对立的框架中,强调个体的理性认识能力,主张个体的自主、自由与自我立法;而中国佛教的“理性”则建立在“缘起”义的“无我”之上,主张“自觉其心”、“自作自宰”的“内在超越”。总之,现代性视阈中的佛教本觉思想批判与论争也是中国佛学现代性遭遇的集中表现,在此过程中,中国佛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对话,从被动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展开。 透过现代性视阈的考察,我们看到东亚佛教思想家们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时,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们对科学、民主深表向往,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所导致的虚无深表忧虑。总体看来,本觉思想的批判者们站在“接受”现代性的立场上,希望通过本觉思想的批判使得佛教理论适应现代性“理性化”的要求,而本觉思想的坚持者们则希望运用本觉思想的理论资源来反思、批判、超越现代性的“理性化”。不过,由于现代性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理性”与“佛教理性”之间的对峙关系,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