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儒学的近代转型,简言之:在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下,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联系、融通起来,从而建构一种中西结合形态的近代儒学的文化转型过程,其实现形态之一,即是现代新儒学。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的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就其承当主体而言,把儒学近代转型的实现形态即现代新儒家,与推动儒学早期近代转型的思想家们联系起来看,可以说是:“两代人做着同一件事”。因此,两者之间的思想联系与差异等比较,就值得深入考察了。从孟子思想在传统儒学、早期近代儒学和现代新儒学中都处于基石性的核心地位考虑,本文以从戊戌到五四的孟子观这一侧面切入,来考察儒学早期近代转型的情形,或许对现代新儒学研究深入开展不无些许裨益。为此,本文选择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的孟子观作为个案性的考察对象。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维新诸人,在变法维新时期,围绕着发明孔子维新之道的主题,都借助于孟子思想的阐释,对儒学进行了新的认识和改造,标志着儒学近代化的第一步。五四之后时期的梁启超,主要是围绕着格义、评价中西学术之得失的主题,从儒家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主义视域,对孟子思想进行了近代意义的阐扬,为现代新儒家进行新儒学体系建构作了一定的先行准备。主要基于宏扬“国粹”立场的章太炎,从孔、孟、荀与儒家源流之关系比较的角度,对孟子思想进行了颇有特异色彩的评价,透过其评价,亦可看到儒学近代转型的轨迹。基于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立场的胡适,在批孔与“整理国故”的文化思潮中,主要从“明变”、“求因”、“评判”的角度,对孟子思想进行了阐释;虽然其阐释蕴涵着三重矛盾性,但是,由之亦可见出他对儒学近代转型的贡献。把以上诸人的孟子观综合起来,放到儒学整个近代转型的历程中来看,其结论就是:早期近代儒学是现代新儒学之胚芽,现代新儒学是早期近代儒学之花果。这一结论的意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早期近代儒学,既有助于现代新儒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又对儒学在当下如何走出自近代以来出现的“儒门淡泊”尴尬窘境、“花果飘零”的凄凉局面这一现实问题的求解,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