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哲学及整个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形成了儒道互补。但“儒道互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物或学派那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儒道融合互补、尤其是唐宋以来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传统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至明代社会中，一般士人和官宦大都已习惯于这种儒道互补、三教合一的状态，并自觉不自觉地使之成为了自己思想生活的重要背景，融入思考和行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这其中，王阳明是一个突出的典型。王阳明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自称“出入佛老三十年”，其门人及史家也有不少关于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出入佛老”、“五溺三变”之说，所以无论是就王学的出现和思想发展来说，还是就王学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而能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言，都与道家道教及其佛禅思想对其所起的巨大作用密不可分。可见三教合流、“儒道互补”正是他取得巨大思想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思想和性格的一个突出特质。王阳明思想性格中的这一特点，就与其家族文化背景及其对他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关系。因为在王阳明的先祖中，自有明以来数代祖先均儒道杂糅，富有道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直时隐时显地呈现于王氏的家族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家族文化传统。受此影响，加上王阳明自身的思想、性格、个人际遇的因素，王阳明在少年时期就有种种“道缘”，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青年王阳明还经常有意识地去访求“道”、探讨“道”，如九华山访道、筑室阳明洞修炼养生术等。也就是说，青年王阳明这一时期与道家道教的关涉，已转变为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的“求道”活动了。也正是王阳明所经历的这种“遍求百家”、“出入佛老”，经历了无数的苦闷和曲折的精神漫游，不但构成了阳明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而且对其以后成熟形态的思想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从王阳明的思想演变轨迹来看，出入佛老、迷恋道释似乎主要是其早年的思想经历，至“龙场悟道”前后，王阳明本人就已经颇有悔意，以为错用了三十年功夫，并对佛老有很多批评。但实际上，仅就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来说，王阳明不仅这前三十年的功夫不可能完全白用，就是在“龙场悟道”、宸濠之变乃至晚年讲学中，王阳明仍在各方面对道家道教思想多有摄取，这说明道家道教思想在王阳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演绎易理，洞察天道自然之奥秘，并推天道以明人事，进而引向对人生的解悟，达到了“体常尽变”、“视险若夷”、“身遁道亨”的精神境界。阳明中晚期之隐所坚持的“以道进退”、“遁其身而亨其道”、“隐居讲学”、“隐居以求其志”等行为，正是融合儒道精神的表现。可以说王阳明一生始终有出世归隐之愿，它不仅已成为其一生的重要的生命实践，而且已被当作其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已形成为一种可称之为其终生具有的“隐逸情结”。因此，我们通过研究作为儒学大家的王阳明与道家道家的相互关系，无论对于重新解读、研究王阳明思想学说，还是对研究历史上儒道关系的演化及实质、意义等，并据此寻绎出儒道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脉胳等，都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除了可以侧重于从纵向的时间流布中考察源流，揭示根抵，探寻在三教合流、儒道互补的历史思潮中阳明学形成发展的思想演变进程，揭示道家道教与王阳明思想及其后学的关系及其流变的各种事实和特点之外，本文还更侧重于从哲学层面上对阳明学与道家道教思想作横向的空间展开上的比较分析和义理、意蕴的阐发总结，以期对王阳明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的再认识和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丰富思想资源。阳明在哲学上大的思想创设就是提出了其独特的“良知”学说，并进行了系统建构。因此，有关良知和致良知的思想自然成了贯穿王阳明成熟期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家道教的思想影响构成了王阳明的良知和致良知学说的一个重要维度。王阳明良知本体论学说的构建，除了吸取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之外，他还积极地援引了道家的形上思辨来构筑良知学，使其良知学说在融摄三教的基础上达到了宋明理学的形上学高峰，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即向本体论的价值维度的转向，使形上学的关注焦点聚集在体悟内心的良知是否与天理同一、如何同一等问题上，由注重外在的天理流行的世界转向注重由内在的心灵体验所构筑的意义世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思想影响。在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阐发中，还通过对道家有无之辨思想的吸收，不但深化了对良知本体的内涵的理解，而且展示了“有无之间”良知本体的多样性品格。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蕴含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从而为王门后学的不同衍化甚至分裂埋下了理论的伏笔。王阳明通过有无之辨不但深化了其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塑造了良知本体的意义世界，实际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阳明心学不仅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形而上的世界图景，而且展示了其所蕴含的昂扬的主体性精神和丰沛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宋儒的本体论取向。阳明心学虽以“心”立说，但由于其以“良知”释“心”，故其心学实为良知学。王阳明将致良知作为其为学的主要宗旨。在认识论上，王阳明首先把“道”或“心体”看作是一个不可言说之域，这实际上王阳明是要求从“口耳之学”转进到“身心之学”，极力打破以往人们将说与所说不可避免地呈二元对待的结构，使心体与自我存在归于统一，并力图在这种统一中把握本体。进一步来看，王阳明的“身心之学”反对通过书册之知、见闻之知、口耳言语等一切外在性的途径去窥测本体，而是主张着实在自我的真切存在中以自我的体验、实际的践履达到对本体的把握。由此也展开了阳明对这种内外之别、己学与世儒之辨乃至儒释道之辨。可以说，从认识的对象和内涵上，阳明心学的内在化进路己由对外在的语义、文本和事物的对象性认识，转向为对主体自我的体认、内在本质的证悟，使认识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本体与境界融为一体。而对这种通过内在化进路实现的主体境界的追求，又构成了一条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内在超越之路。中国这种以内在化进路为特征、追求内在超越的哲学传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过度内在化的倾向，而过度的内在化不仅使真正的对主体的自我认识乃至自我的内在超越难以实现，反而会扼杀了人的主体性存在，走向了纯内心的自省和完善，完全弃外绝事，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这一点，无论从道家的杨朱学派极度的自利主义，到王门后学中过度追求自我内修、自由适意而给肆意放纵、放弃社会、伦理责任提供了方便之门的倾向中，都不难以发现其弊端。古典儒学特别是宋明心学中包含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传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在精神上和气质上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如他一生中几个重要转折点上都有僧人、道士、方外异人出现，他始终对道教所怀有的特殊的关怀和情感，在阳明洞天长时期的静坐修炼及其神秘体验，“龙场悟道”时长时间的终日默坐澄心、求诸静一。所以《传习录》里还记载了很多王阳明与弟子等讨论静坐功夫与觉悟本体的关系和方法等的记录。对于王阳明来说，静定既是一种修养工夫，也是一种心性本体的境界，通过静定的修养工夫，可以证入形上的心性本体，洞见超越一切表象和有限的本体存在之域。所以陈来认为，从王阳明哲学与神秘主义的这种关系，可以进而确认以孟学标榜的宋明心学的发展确实容纳了一个神秘主义传统。神秘体验不但是这一派直觉体验、超凡入圣的基本进路或工夫之一，而且为这一派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心理经验的基础。而宋明儒学的神秘主义传统的真正起源不是在儒学系统之内，而应是儒学系统之外。具体地说，这种神秘主义应主要承续于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厚的神秘主义文化传统的道、佛两家的影响。因为仅就道家而言，其以静坐体认为主的神秘主义传统的确是十分深厚的，并构成了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思想特质，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阳明早期对道家道教是抱着基本肯定和仰慕态度的，那么中后期的王阳明已对道家道教树立起了一种批判的审视态度，但这种批判主要是对道教的成仙、长生、个人解脱及道家的无为等的否定。王阳明后期明确主张“养生”与“养德”的统一，认为“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主张通过对作为德性自我的“真己”的养护达到养生，这就是“吾儒自有的神仙之道”，并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与生命的统一问题，体现了其儒家道德主义的基本立场。此外，王阳明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体现了其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淑世济民的实际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追求，并进一步使之成为其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可以说，王学会通儒道释，在道德价值上归本儒学，在人生志趣上富有隐逸情结、深契道家人格，融合成了其思想史上独特的“这一个”。总之，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取正是推动王阳明不断走出“遍求百家”、“出入佛老”的思想困境、走出朱子理学的局限，终创建自己的心学体系以及不断超越自身的一种深层思想资源和重要动力，是支撑他中后期走出龙场远谪、宸濠之变等“百死千难”的生命困局的重要智慧，也为王学能够成为适应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需要，预示着新的文化思想变革的一代显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在吸收道家道教基础上形成的王阳明思想学说，具有和道家一样极其开阔的胸怀、兼容并包的多元视野、昂扬的主体性和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些精神气质极大地高扬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但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源头和精神动力，而且也必将对中国哲学进行更好的自我理解、走出目前所谓“合法性危机”提供很多启思，成为形成现代思想文化的融合创新机制的有益资源。同时，道家道教的思想影响也有消极方面和局限性，阳明就对其有深入的揭示和批判，阳明后学中极端的自由放任、空疏不实之弊，也或多或少与其有关，阳明学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