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自由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对西方自由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理论的一个侧面,又根据当时中国社会主题的演变,与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而对自由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国民精神自由、政治自由和群体自由予以高度关注,也提倡合理个人自由;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反封建势力。同时也对自由与放纵、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比较,强调“文明自由”价值。梁启超自由理论是在中国传统自由文化背景和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意识形成背景下形成发展的。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意识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面临着灭国亡种的,这促使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产生危机意识,此危机意识积极转化表现在精神文化、政治文明等层面上,于是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自由思潮涌现。梁启超对自由概念没有明确下定义,但主要强调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法律自由权利行使的界限,自由含义既有政治意义,又有哲学含义。“奴性性”是妨碍自由权利行使的根源。梁启超引进自由思想,看中的是“自由”工具性价值,是御外敌,反专制的思想武器。第一,讨论了精神自由的内涵,精神自由即思想自由,它是理性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精神自由表现为国民有主体精神、自主意识。精神自由是比人身自由更为重要的重要,也是人之为人的人格特征。精神自由表现之一是信仰自由,独立自治,根除“奴隶性”是达到精神自由的途径。精神自由之二是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有权利意识才会去维护权利,扩大权利,从而为国死命效力。第二,讨论政治自由是精神自由的产物,有精神自由的启蒙作用,国民才会积极争取和行使政治参与权。政治自由就是政治参与权,主要表现为国民拥有立法权、制宪权和制约政府的权利。三者紧密相依,缺一不可。第三,集体自由个体自由的结合体,作用一是界定和保护个体自由,二是以集体力量抗外敌,反专制。集体自由以公德思想衡量群己利益分配。第四,个体自由是和群的个体自由,自由权利来之不易,强调不可轻易放弃,个体自由行使得界限是法律,法律是行使权利和侵犯权利的准绳,也是权利受侵犯后的救济途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传播自由思想,进行思想启蒙和救亡,有很多不利条件,受到限制。其一是环境限制,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是散漫的、可有可无的,没有自由之德的文明自由;其一是制度限制,政治制度、教育文化体制限制了自由思想的启蒙。提倡自由观念就要打破限制。梁启超自由思想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正确理解自由,在当代中国仍具有思想观念启蒙和教育价值。文章比较系统的探讨了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并对梁启超所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主题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昭示了其自由思想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