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一直是中国思想的两条主线，两种思想虽然起源于诸子百家的时代，但是真正形成流传至今的稳定思想则是在汉代。思想是基于传说的历史资料，塑造追寻实现人类初梦想的途径，儒家的大同社会和道家的小国寡民社会都是人们理想的一种。汉代初期，维持王朝的稳定是帝王的理想，所以黄老道家思想就成为汉初的治国方略；而随着国家的强盛，帝王已经不能满足无为的理想，于是儒家思想就替代黄老道家思想成为一种新的追求。汉代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汉武帝的理想追求，于是儒家独尊，在西汉终完成了从名义上到事实上的独尊历程，黄老道家文吏也基本退出了吏治的舞台。儒家思想明确赋予天以道德观念，使人间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为高的准则，大同世界也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伴随着这种理想的深入人心，实践理想就成为知识分子迫切的愿望，王莽则承载了知识分子的群体愿望实践儒家理想，变革的失败虽然没有影响人们对儒家理想的信仰，却使权力统治者意识到儒家学说的思想束缚，所以东汉时代谶纬成为帝王治理国家的决定因素，儒生被强制要求接受谶纬的经典地位，儒家学说的思想独立性被打破，变成帝王治国的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大同社会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理想追求，道家则借此机会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在西汉末谶纬及神仙思想的影响下，黄老道家向道教转变，不再追寻群体的理想，转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不死，超越自然。在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下，道教也把道德作为连接神仙与凡人的纽带，凡人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成就神仙，从此人们有了另一个理想可以追求，即个体的超脱。当儒生的身份从单纯的知识分子转变成官吏，儒生获得了实践大同社会理想的权力，却也失去了对于理想的终决定权。儒生陷入了两难之境，但是身份的转变使儒生具有了对道教思想的包容性，在不违反儒家学说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儒生会借助道教思想以补不足。道教又建造了神仙国度把这种个体的超脱纳于天师的统治之下，道教的天师相当于儒家的圣人，于是道教的人间天国就轻易地被儒家理想同化，成为儒家理想的养分，儒家思想因此又一次完成了对人们精神的统治，道教思想没能超越儒家思想的束缚，反而终融合进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动力。儒、道的融合为儒家理想提供了极为稳定的思想模型，儒家学说不再具有其本身自我更新的能力，大同社会也成为永远的理想追求，但是儒家思想中潜藏的实践能力并没有消亡，当新的时代到来，理想还会成为实践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