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孝”，是众善之始，是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孝”源起于上古时期人们“避祸”、“祈福”祭祀鬼神的活动中，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色彩。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孝”贯穿于人们祭祀的繁琐礼仪之中，其内容得到不断充实。生活于春秋乱世“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倾其一生倡导“孝”的思想，丰富“孝”的内涵，扩展“孝”的外延，将“孝”定位为处理家庭内父子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善事父母”成为“孝”思想为重要的内容，使“孝”从天界回归到人间，实现了“孝”观念从宗法向人伦、从宗族向家庭的转变和超越。孔子的“孝”思想奠基于“仁”的哲学基础之上，而“孝”又为行“仁”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孔子从“生养”、“死祭”两个方面对“孝”进行阐释，“生孝”主要包括“养”、“敬”、“谏”、“隐”等内容，突出“爱”、“敬”的情愫；“死孝”以“丧”、“祭”、“不违”等为主要内容，强调对已故父母的哀思和怀念。孔子的“孝”思想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忠”为内在的情感表达，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和内在的“忠恕之道”，终达至“仁”的境界，实现“孝”的皈依。孔子之后，经其弟子、再传弟子及其他儒者的宣扬、充实和发展，“孝”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把“孝”提升到与“仁”相当的高度，“孝”、“忠”合一，实现道德与政治的结合。尤其是在《孝经》中，“孝”被泛化为诸德之首，以“孝”劝“忠”成为统治者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这已与孔子的“孝”思想之旨相背离。“以孝事君”的思想被后来的统治者奉为圭臬，成为历代帝王尊崇的经典，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为标志，“三纲”等片面地要求绝对服从，完全抛弃了“父慈子孝”的平等关系，孝道成为钳制民众思想的工具。后经魏晋南北朝、唐、宋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孝”被绝对化，成为至高、至上之“理”与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明清之际，“孝”思想发展到愚忠、愚孝的顶点。至近代，随着新思想的兴起，孝道受到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批判，将其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对孝道的批判有利于我们更为清醒、全面地认识“孝”的本质，但全盘否定的做法并不可取。剥除强加在“孝”身上的虚伪外衣，发掘蕴含在孔子“孝”思想中的积极价值，让孔子的“孝”思想回归到人的生活和家庭中来，并赋予“孝”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