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论文通过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会通中一些重要原著的考察与梳理,通过对利玛窦及中士一些重要人物的科学实践活动的追踪和考察,认为,东传科学通过三条主要途径对儒家天道观产生了影响,这三条途径是：(1)利玛窦通过宗教哲学对儒家天道观的调适和改造,尽管很难用具体数据来揭示这种调适和改造对儒家天道观的影响程度,但是,从中士的对之回应来说,其影响范围和力度亦可见一斑；虽然,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理”展开了批驳与改造,但是,他从学理上对于儒学的调适方法中,已经承认了“格物穷理”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格物穷理”的名义引进西学,其目的是为了西学传播的合法身份,并博得中士的亲近与好感,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他已经率先以其对儒学理解的前结构,改变了程朱格物穷理的一些主要原则及方法,从而引发了徐光启在中西科学会通的实践过程中,对格物穷理的界定与程朱之格物穷理有了本质性的变化。(2)西方科学对儒家天道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转型,促使中国传统数学中以“通神明”为主的内算,让位于以“类万物”为主的外算,也引发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前近代天文学的转向；用数学、实验等科学方法认识天道,考察天道的方式中已经排除了儒家体悟和默会的方式；这既使中国传统天算的儒家文化功能发生了变化,又使儒家对天道的格物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从而,既增加了儒家天道中宇宙普遍规律性的内涵,淡化了儒家天道观中天道与人事吉凶的联系,也淡化了儒家知识论与道德论之间的联系；(3)有些儒士试图利用西学来重新构建儒家天道观,其构建的天道观中理性程度明显加强,而性命文化中的神秘性也有所弱化。这些都表明儒家天道观已经呈现出嬗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