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技术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人类社会技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产生了各种全新的技术现象,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日益复杂、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哲学家依据当今西方哲学各种流派的思想,从不同角度研究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各种作用,对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出了各种观点加以解释。结合了西方哲学传统和当前社会学研究方法,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现象学技术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流派。本文所要研究的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哲学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芬伯格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传统,在吸收马尔库塞、马克思、海德格尔、SSK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该理论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向度对技术哲学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芬伯格认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在如下观点上是相同的:技术是不可改变的,有其固定不变的本质和自主的发展逻辑,人类不能干预和改变。因此在他看来,二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技术观。芬伯格的历史主义技术观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有很多可能方向的偶然过程,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发展序列;技术的中立性和自主性只是人为建构的假象,技术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方向;技术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在芬伯格看来,现有的技术是偶然的,代表了技术霸权阶层的利益。正是揭开了技术的历史性,才能打破技术不可改变的偏见,才能为研究技术的社会向度打开大门,进而揭示技术的社会建构属性。芬伯格借鉴了SSK的社会建构思想,他认为技术包含了技术本身的和社会的两种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研究不但需要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也需要人文科学的解释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技术对象和活动的根本意义。技术作为社会建构物,它负荷的价值和利益可以通过解释学方法得以展现,它的多种可能性也可以通过转化而得到具体实现。因此芬伯格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观:工具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技术必须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在第一层次,对象被剥离了原初背景,以利于人类对其进行分析和操作。在第二个层次,设计被结合了其他已经存在的设备和系统,以及诸如伦理的和审美的原则等各种不同的社会限制。第二层次正是社会建构技术的过程:无论第一层次中原料的定位是如何的抽象,通过在第二层次中对原料的处理,它们还是负载了利益、价值等社会内容。技术的社会性具体展示了技术的建构过程,从微观层面表明了转化技术的可操作性。芬伯格技术哲学的政治向度指的是他的技术政治学研究。从结构层面和形成过程来研究技术的政治属性,芬伯格揭示了体现在现有技术中的霸权和利益,阐明了技术本身具有的民主潜能,并把推行技术民主作为自己的目标。通过“民主的合理性”概念和技术的社会建构特性对技术的民主潜能提供的理论辩护,以及对现实中技术民主活动的实证研究,芬伯格完成了对技术民主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辩护和说明。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和技术可结合多元文化背景表明,技术设计可有多种选择。技术的多元化意味着可选择的合理性,可选择的合理性则为现代性展开了多种可能。当前以强调效率和控制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性并不是唯一模式,建立在技术多元化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可选择的现代性表明西方现代性的霸权并不具有必然性、只是偶然的历史产物,不同的民族国家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可以实现技术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技术实现了各种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的可选择的现代性。这种可选择的现代性不仅发展了合理性的多种可能,更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共存。在介绍芬伯格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比较他的技术哲学与其他技术哲学的区别以及互补性,并探讨了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尚需完善之处和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