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四百多年前,一群西方传教士,肩负“为上帝开疆拓土”的使命,不远数万里来华,在异域文明的知识和话语背景下传播天主教义。在与地方官僚和士人阶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探索创造出以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手段,为自己获得身份认同,进而在中土立足、传教的策略,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与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产生了复杂的话语纠葛,反映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所负载的科学知识与中国道统、治统和学统的多视域、多层面的错综关系。本研究以利玛窦策略的提出、确立和演变为切入点,梳理分析西方传教士与儒士教徒、友教士人、反教人士等知识分子群体的对话文本,试图借助钟鸣旦所提出的互动交流分析框架,以身份认同为线索,分析此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为自己建立怎样的身份标识,这种建立过程得到了中国士人怎样的接受和拒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科学知识扮演了怎样的工具角色,而在传教士与中国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所携来的西学又经历了怎样的重新建构。笔者认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不仅赋予西方科学技术以立足中土的工具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藉此获得中国士人对于异域文化的认同,从而为破除华夏中心主义、获得西学西教的合法地位建立基础。此一旨趣使得他们陷入了关于道统、治统和学统的复杂论争,也使得天文历算、火器、水利等各类学问始以新奇之学的面目出现,终以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形态被收编,终无法成为近代科学在中国出现的发轫。而传教士自身也从被视作夷狄、野蛮人而至于奇人、至人甚至圣人,却终以“宫廷专家”的身份沦为御用知识分子,他们的传教使命和传播西学知识的工作也因此而终被断送。这样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搭建起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话语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