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传统科学哲学把科学家个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基础,这种理解在默顿和库恩等人的工作之下走向破灭。于是,个体在认识论上的基础地位让位于共同体。科学角色论和社会建构论的利益模式就试图把科学知识看成是共同体的社会背景决定的产物,却陷入了决定论和相对主义的困境中。为摆脱困境,挽回科学的实在性,当代出现了一种把科学作为文化实践的思潮,可称为科学文化论。从理论渊源上看,科学文化论在哲学上实现了从先验到后验的过渡,在社会学上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过渡。这两种传统都把主体作为自己的研究焦点,前者关注认知,后者关注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文化论就是一场以科学中的主体为研究主题的运动。在文化论的旗帜下,后期社会建构论重新挖掘了共同体的构造条件,形成了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各种共同体理论。结合理论剖析和瓦特蒸汽机的案例分析,本文从认知和行动两个层面来理解科学共同体构造科学事实的过程。从认知层面看,为避开先验传统又不完全落入后验传统,本文认为共同体的认知必须从完全表征走向不完全表征。这种认知理论可以用集体认知来统摄。在集体认知的名义下,科学的认知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角色认知、意会认知和分布式认知。角色认知和意会认知模型都存在着自身不可调和的问题。在分布式认知模型中,共同体成为了信息处理器,通过资源和能力的整合来完成科学事实的构造。这个模型消解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并让主体性与实在性、身体与世界得以共存于科学活动中。从行动层面看,对于共同体的说明既不能陷入结构主义传统又不能陷入个体主传统。为此,本文提出以一种介入的实践态度来取代旁观者的表征态度。对共同体行动的说明不能立足于行动者而应基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皮克林提出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科学事实是冲撞中涌现的产物,它虽离不开行动者所建立的共生关系,但并不是行动者有目的行动的结果。这种假设由于存在内在矛盾而被权力假设所代替。劳斯提出了知识的权力观,认为知识就是扩展的权力,它不仅具有压制性更具有生产性。权力的生产性体现于实验室的内外,在形塑科学行动者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实验室外的情境。拉图尔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认为科学是一种集体实践,对于科学行动的说明应该是政治学的。在共同体内,行动者总是以积极开放的姿态介入到科学活动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游戏”平台。科学事实就是这个平台中的行动者之间斗争和协商的产物。可见,为超越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单纯的因果说明已不足以用来解释科学场的复杂性,可代之以更能反映科学实践性的辩证行动说明。在科学事实构造中,主体不仅是认知者而且也是行动者,因而认知和行动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地位。认知分析提供了构造条件的形式而行动分析提供了构造的内容,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为说明科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文提出把认知与行动相统一,形成一种认知-行动的方法论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