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通过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现象进行描述,着重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可以发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上来看,工人在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深化过程中陷入了更深的劳动异化困境,劳动对资本的依附程度更高,伴随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应是更为深刻的劳资对抗性矛盾。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向我们呈现出一幅社会矛盾逐渐缓和的画面。这说明,仅仅依靠技术创新和分工深化等理论范畴,无法较好地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所发生的新变化,必须深入生产关系和劳资关系内部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和劳资关系调整这两个概念可以作为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基准视角,首先,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将增长率和利润率联系起来,其次,分析影响利润率的三个主要因素,也即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实现难度。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关系领域的劳资关系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趋势,降低了剩余价值实现难度,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是从单部门的理论抽象逐渐具体到多部门的现实经济增长情况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趋势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多样性的结合,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英美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而这三种模式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进行劳资关系调整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英美、欧洲大陆和日本等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状况。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在战后出现了重新复苏的迹象,“新经济”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形成了新一轮的长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解决了其自身矛盾。实际上,技术创新和分工深化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资本权利的形成,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得到根本上的缓和或解决,工人的劳动力资本权利仅仅局限于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劳动能力,一般的通用性劳动力仍然受到资本的压制和剥削。因此,技术创新和劳资关系调整都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并不能解决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