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遏制了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趋势，但同时也导致国债余额急剧上升。日益凸现的财政风险，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学术界就此各抒己见，但绝大多数都是参照《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对要求加入欧元体系国家的指标1，或者是针对中国的实际对这些指标加以修正2。其实《马约》的规定只是经验值，而且带有政治妥协的影子，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将其用之于指导我国实践，未必适当。笔者认为，政府为弥补预算赤字发行国债，会减少民间部门的资金供给，造成金融市场利率上升，导致民间投资的萎缩，进而降低产出。这种国债发行的 “挤出效应”，才是决定国债规模的根本因素，也是本文分析国债界限的出发点。这是由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和IMF把国债负担率作为监控一国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但国债发行的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在理论上却还是一个迷。为决定国债规模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笔者参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构造出一个国债均衡模型，求出了临界赤字率和临界国债负担率的公式，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临界赤字率和临界国债负担率的具体数值。通过考察我国的债务水平，笔者认为，我国的赤字规模，远低于临界赤字率，与国际相比，也处在低水平上，财政赤字的压力在财政承受能力之内；另外，无论是单纯从内债还是从包括国债、外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养老保险欠账的政府综合债务来考虑，都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我国的负债水平低于许多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余地。本文最后还对我国国债政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必须密切关注综合债务水平的变化。既要严格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也要密切监控和降低政府或有债务的水平。（二）、要扩大国债规模必须“振兴财政”，提高“两个比重”。（三）、优化国债结构。如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调整国债持有者结构，增加各经济主体对国债的需求。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结构。优化国债使用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