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在理性分析和总结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规律。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日渐显现背景下,如何运用这个规律去分析和解决那些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能否科学发展的现实重大问题,诸如如何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关系等等,进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走向,无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之一。从微观层面来看,利润率表示资本的增值程度。利润率水平的高低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好坏和评价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重要指标。从宏观层面来看,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刺激与动力,而资本积累又是影响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关键变量。一般来说,利润率上升的时候,投资增长率也比较高,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加快,并带动就业和消费水平提升。因此详尽考察经济转型时期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波动、趋势及其原因,对于理解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与演变,评判相关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以及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实践中努力把握更多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帮助人们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学界特别关注甚至是惟一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演变趋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润率的波动与趋势变化问题长期被忽视。不少学者习惯性地认为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且现有的绝大多数理论与经验文献也都是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展开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客观存在的论断,但缺乏实际统计资料的验证。本文根据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适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利用1981-2009年的统计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进行初步测算,以期在对实体经济利润率的现实水平和历史轨迹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演变趋势,进而检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发挥作用。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剔除各年的不规则变动和较短时期的周期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的变动轨迹是：1981-1990年,利润率趋于下降；1991-1998年,利润率缓慢回升；1999-2009年,利润率再度趋于下滑。整体来看,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基本呈下降态势。鉴于工业部门仍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我们还单独考察了我国工业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趋势。经验分析显示,从1981年至今,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推动工业部门利润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以及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化趋势与马克思的预测完全一致。为了进一步透视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我们还借助西蒙·莫恩的分析框架,细致剖析了导致实体经济以及工业部门一般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波动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此外,我们还使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1966-2009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在此基础上,本文比较了中美两国利润率演进的异同,对影响利润率波动的制度背景和政策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内,两国经济一般利润率和净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受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在短期内,两国一般利润率波动的原因在多数情形下也主要由产出资本比的变化得到解释。但对短期净利润率变动的解释较为复杂,它可能更多地受到利润份额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非生产性支出份额在短期内的波动幅度较大,进而导致利润份额的波动幅度也同时增大,使之成为某些时期影响两国净利润率上升或下降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我国工业部门净利润率的短期波动与最近30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等有关。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对美国净利润率趋势的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对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波动、趋势及其原因作出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利润率下降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去初步判断中国投资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依存度攀升形成的具体根源。我们认为,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制约下,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走低,资本就开始寻找其他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领域。与此同时,财富往少数群体的集中、市场化的全面铺开使得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更趋恶化,再加上政府对资本投资领域管制的放松,虚拟经济因而受到更多过剩资本的青睐。利润率下降和消费需求不足的联系则较为复杂。二者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恶化。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则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消费需求的萎缩又进一步加剧了利润率的下降。我国目前所处的产业分工格局以及“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也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上世纪70年代后,为了应对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进一步向外扩张,力求将本国先进的技术与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跨国公司纷纷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对外开放以后我国引进的外资有将近70%投向制造业方面。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大幅提高,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我们着重指出了当前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宏观投资效率日趋下降,结构性产能过剩日益凸显,资产泡沫风险逐步增大,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我们认为,目前这种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仅危机四伏,而且在未来难以为继。一方面,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断减弱,实体经济中大量资本析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形成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如果不遏制投机性资金在房地产领域的获利空间,那么虚拟经济自我推动、自我实现的泡沫经济循环就会掏空实体经济,必将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欧美经济形势仍然低迷,外部环境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过度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与萎缩的消费需求相互恶化甚至可能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为了使中国经济逐步走上稳定、协调、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和提升目前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扩大投资与出口转移到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上来。坚决抑制房地产投机炒作行为,促进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挤出房地产泡沫,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基于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认识与剖析,我们提出扩大消费需求和推进自主创新两条思路,以防范产能过剩和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创性动力,减缓利润率下滑的步伐,从而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这样一来,它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