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的国家转型和制度变迁异常活跃。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处方指引下,曾经赢得了快速发展的10年,但也经历了“失去的10年”。同样追寻以民主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政治、社会相对稳定,而印尼却多次经历政权的非正常更迭和社会冲突,经济发展也差于邻国。同为转轨国家,俄罗斯经历了“失去的10年”的阵痛,中国却赢得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让我们感触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特效用,也让我们取得了“试错法和渐进式改革”的宝贵经验。但同样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现有的制度安排能足以保证我们平稳、持续发展吗?拉美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能避开吗?面对印度的发展势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说,未来30年我们依然能保证领先其发展,而不被赶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不在于制度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制度的多样性,而在于什么制度重要?在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适宜的制度?针对这些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之路再多一份冷静和清醒。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刻,粗放发展的代价急需偿还,政治体制改革起步在即,任重道远。面对未来30年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挑战,我们必须回答,如何以制度的力量,保证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成功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制度移植及制度的根植与异化,经济社会学关于制度“嵌入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与冲突为理论基础,解析东南亚、俄罗斯、拉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制度变迁的演进及得失,回顾中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轨迹及绩效,分析制度异化过程中制度间的冲突、不协调及效率损失,探讨中国未来的制度安排和深化改革的制度逻辑。正文分五部分：第一章：制度变迁、制度移植及制度的根植与异化。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选择,但制度变迁却不一定都能带来必然的经济增长。即便是采用同一制度蓝本进行制度变迁,也会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本章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借鉴经济社会学理论,从理论上探讨制度变迁、制度移植、以及目标制度和当地传统文化、习俗、意识形态和已有制度环境的融合与冲突,即制度异化。第二章：制度变迁及经济绩效的国际借鉴。本章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取得的经济绩效。比如,印尼和菲律宾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却跌宕起伏；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重新调整改革思路,强化国家干预,走上了复苏和振兴之路；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而在70、80年代陷入了严重危机；印度式民主下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经济增长要慢于中国,但追赶的步伐不容小视。因此,转轨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为经济改革创造出适宜的政治环境,从而保证恰当的制度设置得以有效运行。第三章：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及绩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制度的持续变迁过程。本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中国的制度引进、移植和改革历史,从市场化、自由化、政府管制等角度、也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如政府投资、政府消费等指标去考察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并对中国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绩效进行了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30多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坚持了正确的改革方向,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变迁,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实现了在资源配置上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所有制结构上由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由行政命令向宏观调控的转变。第四章：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异化的机制分析。在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牢固历史传统,加之建国后长期实行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直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干预的计划体制,使得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典型地表现出正式制度间的冲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冲突,制度根植和异化机制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本章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锁定为基础,分析改革进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路经依赖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根植的影响,非正式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协调,寻租问题对经济制度异化的效率损失,探讨有可能导致的非效率的制度存在。第五章：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与演进。中国市场经济的移植、异化与根植轨迹将嵌入于自身的政治文明与文化传统之中,但又不能局限于具体的政治、文化问题之上。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是要不断突破政治、法律、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不断得到这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和支持。本章针对第四章分析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约束因素,着重从正式制度安排中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宏观微观制度的演进与完善,非正式制度中的传统文化制度的约束与重塑、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引导等方面,深入探讨进一步改革的制度逻辑,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