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放眼当今全球各国,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发展的时代,财富的积聚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在不断更迭消长,人口数量在持续增长,科技在不断创新,但对于世界上多数人而言,他们唯一的目标只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即使是在科技发展进步,财富迅速积累的今天,世界很多地方,仍然有人一直在生存边缘挣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只得紧紧依赖当地有限的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与科技的扩张,在20世纪前半叶为经济发达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划上了句号,也同时在后半叶转而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近年来环境威胁的关注转向了气候变暖。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使能源消费由高碳方式向低碳方式进行转型,探索一条既能利用生态资本又能解决生态贫困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又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我国由于人口在庞大基数上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相伴随的生态破坏,使得自然资源损耗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远远不能满足对环境资源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有的地区处于越来越凸显的生态贫困状态,这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社会安定,从长远看,还将影响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生态贫困,是经济与生态的双重贫困,它使我国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处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不少贫困地区不仅资源短缺,而且资源浪费的现象也很严重,这使得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更是雪上加霜,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后劲与可持续发展。有效合理治理生态贫困,特别是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就显得越发重要。那么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是怎样形成的?生态资本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有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治理生态贫困?带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确立了研究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的选题,并以此为主题展开了全文,形成了以下主要内容。第0章是导论。提出了研究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贫困问题的背景与意义,对本文的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解释与界定,进而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简要解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并给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是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首先对生态经济学、复杂适应性与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按照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生态资本及生态贫困的次序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其次在复杂适应性理论和博弈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态经济系统的两维度分析框架,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最后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说：一是生态脆弱区的贫困发生率与生态环境脆弱度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二是生态资本是生态贫困诸多影响因素中最显著的一个；三是生态脆弱区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二章是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状况及其验证。根据国家环保部对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界定,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区域,并对我国生态脆弱区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简要分析,发现我国生态脆弱区与经济贫困区域之间存在地理分布上的耦合,并用相关数据进行了检验,证实了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说；我国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生态贫困在我国生态脆弱区具有显著性。第三章是CAS视角下的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互动博弈分析。对生态资本的整体增值性、功能共生性、开放融合性与极值性进行了分析,发现自然灾害、质能过多输出、破坏性干扰、生态管理意识薄弱等原因共同造成了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资本贬值。生态资本贬值又会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呢?接下来我们在CAS的视角下,通过将生态经济系统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契合而成的两维度主体理论框架用于分析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使我们形成对生态贫困系统的双层主体性认识：第一层次主体——子系统主体。在这个层次上,生态贫困包括了人口、经济及生态资本三个子系统主体。这三个子系统主体间的互动则可以用“PPE怪圈”：经济贫困、人口增长和生态资本贬值(环境退化,资源枯竭)之间的恶性循环来解释；第二层次主体——博弈主体。在这个层次上,生态贫困包括了管理主体、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与还原主体。政府是管理主体的上级部门,也是生态贫困的宏观管理主体,政府内部的博弈对生态贫困及其各个博弈主体都具有影响。生态贫困的博弈主体主要包括生产主体、消费主体、还原主体与管理主体。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与还原主体仍然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进行博弈,尤其是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是市场交易的主体,我们又可以将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统称为交易主体。而交易主体之间、交易主体与还原主体之间、还原主体与管理主体之间的博弈最终共同形成了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这样利用进化博弈的分析工具,对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系统框架中的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与还原主体在相关管理主体的协调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做了模型证明。而这些行为主体都有能动性,它们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动态变化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又形成互动,于是各级外部主体通过对内部主体的管理与干预,引起经济子系统主体与人口子系统主体的联动反应,进而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的流动与循环,对生态资本的增值状况造成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系统。第四章是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贫困博弈主体测度及其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考虑到相关数据的来源,将对生态脆弱区贫困产生影响的因素从管理主体、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与还原主体等四个方面进行考量,建立我国生态贫困影响因素测度指标体系框架,并运用eviews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由于生态贫困问题太复杂,影响因素太多,在一般面板数据分析步骤的基础上加入了变量筛选以突出显著性变量,实证分析的步骤为数据平稳性——变量筛选——面板模型选择,得到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对贫困影响显著的生态贫困博弈主体模型。而后又基于生态贫困子系统主体框架,将生态资本嵌入生态贫困博弈主体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第二个与第三个理论假说：生态资本变化率对贫困变化率有着最为显著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表现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生态资本与贫困的相关变化率为负。合理经营生态资本,促进生态资本增值有利于生态贫困治理。第五章是生态反贫困的理念选择与制度安排。本文认为对于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最合适的治理办法是通过使生态资本的合理增值,进行生态反贫困。脱贫与发展是每个贫困地区自然而合理的要求。但是在没有适当的资金、技术、信息等必要的条件提供支持的情况下,让贫困地区采用粗放式地、损耗性地开发生态资本的方式,换来的只会是短暂的脱贫与持续的生态资本贬值。反过来说,如果不对生态资本进行破坏性开发,而是顺应生态资本的整体增值性要求,通过对生态资本的开放融合性与伴生功能性的有效运用,利用生态资本价值及其消费形态的转变,实现生态资本长期整体收益最大化的目标。生态环境由于生态资本的增值而得到改善,生态资本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保证其受益的长期性和增值的整体性。生态资本使原本矛盾着的生态环境与资本增值,在不断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伴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和生态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需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在生态文化的诱导和生态制度的约束下逐渐融合为了生态经济理性。在生态经济理性下博弈主体的行为准则也发生了转变,生态消费、生态产业、循环产业与绿色GDP蓬勃发展,生态脆弱区应抓住时机,促进生态资本增值,进行生态反贫困,通过地区的重建生态系统与发展生态经济来实现生态脆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实施生态移民与生态补偿制度为我国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反贫困提供制度保障。生态反贫困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展生态农业、发展企业清洁生产、发展生态旅游业,注重生态产业综合协调发展,健全生态资源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与回顾,认为在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过程中,生态脆弱区将促进生态资本增值,进行生态反贫困,通过地区的重建生态系统与发展生态经济来实现生态脆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大致有以下几个可能创新点：(1)“生态贫困”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提法,国外没有人提生态贫困,一般都是说“生态反贫困”。国内关于生态贫困的研究也很少,而且多数停留在对贫困与脆弱生态环境的相关性,以及生态贫困的发生机制的研究上,认为生态贫困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贫困。本文将生态贫困明确定义为生态与经济的双重贫困。(2)本文在总结生态经济系统理论、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AS理论)与博弈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经济系统与CAS理论、CAS理论与博弈论两两进行契合,形成生态经济系统的两维度主体理论框架,从方法论上为我们认识日趋严重又越发资源危机的生态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新的理论框架结合了生态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元素,将CAS系统方法与经济学结合进行分析时往往作为外部环境变量的生态资本也嵌入了进来,为我们对生态贫困进行更深刻地认识与挖掘开拓了新的视野。(3)在本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尝试对生态贫困进行量化分析,对生态贫困与生态资本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理论假说的成立,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基础。由于时间因素和相关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人研究能力与理论素养的欠缺,本文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本文虽然在CAS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维度分析框架,将生态资本这个在博弈主体框架下的外部因素,放在生态贫困子系统主体框架下作为影响因子进行分析与实证检验,但总的来说,此框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各主体的特性与相互适应性体现得不够明显。另一方面,由于难以获取较好的面板数据,生态贫困各主体的测度指标选取的不是很准确,以至于最后得到的模型的解释力不是很好；生态资本没有连续的数据,以至于第五章只能进行截面数据分析,使得本文的实证部分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