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营企业创立以及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早期的民营企业，是在产权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中国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分立、盲目多元化、内权力斗争与人事纠纷激烈、核心人员流动频繁等现象，其进一步的发展遇到了阻力。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历史过程做出解释。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清晰的产权为企业参与者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激励，但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在产权不清晰的时候仍然创立起来了呢?在我们看来，这是因为制度的快速变化导致制度信息质量严重降低，所以产权制度在人们的决策空间里不起主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广泛管制下的市场机会所产生的短期利益激励。而计划体制下的政治资本和政治风险则使这种不清晰性更具有合理性。 在我们看来，企业是知识积累的载体，企业的成长，依赖于对互补性客观知识的持续积累。然而，中国民营企业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导致重新界定不清晰的产权具有很大的成本，于是不清晰的产权使得控制权成为创业者的主要回报，而这种控制权回报只能在位消费，不能有偿转让和补偿，这促使企业参与者为了维护控制权，选择积累替代性的经验知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再加上整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对于产权保护的不力，没有竞业条款和职业道德对企业参与者的约束，使得参与者背叛的成本很低，而新成立的企业在产权上更为清晰，它不光可以廉价地从老企业转移知识积累和其他核心资源，更可以高效率地继续积累互补性客观知识，这无疑是对那些具有较高知识积累能力的企业参与者非常重大的诱惑。只有那些长期激励非常大，而重新界定产权成本相对较小的企业才会选择选择重新界定产权，从而走上持续增长的道路。 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现象的考察表明，企业的产权是一种状态依存的动态结构，它是企业参与人的初始权利禀赋重新交易的结果，它依赖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企业的产权结构就是通过契约索取权、契约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这四者的不同组合，来满足企业参与者的参与约束和制度得以生存的效率原则。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市场交易和不断演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