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二次大战以前，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影响并支配着国际分工格局。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论，再到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要素禀赋理论，均认为国际贸易应该大量发生在要素禀赋差异很大的国家之间，参与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为获得最大利益，都应分工专业于要素禀赋丰富的产业中，这样才能以较低的成本换回更多的消费品。这些传统贸易理论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导致了今天南—北国家的分工格局。 但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量却激增，目前已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面对“里昂惕夫之谜”的挑战，传统贸易理论已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克鲁格曼、兰开斯特和迪克西特等经济学家为代表，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收益递增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现实世界中不完全竞争是常态，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各厂商凭借各自的专利技术生产出不完全替代的异质产品，成为垄断竞争者，在短期内可以获取技术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在持续创新的动力下获取规模报酬递增的好处。而当生产规模扩张时，发达国家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与强大的消费市场容量为这一扩张提供了保障，由此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导致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量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 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持续创新既然也能创造出动态比较优势，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正规教育与“干中学”两种方式培养自己的人力资本，创造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克鲁格曼等人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其理论分析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会抑制发达国家获取垄断利润，且由于产业转移削弱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倡政府调控干预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以获取最大利益。 本论文正是从技术转让与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入手，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克鲁格曼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及技术转移实际上是帮助发达国家更快地发展，而自己受益有限;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引进、模仿的基础上通过独立研发创新，才能获取平等的贸易条件与地位，并使世界各国的消费者都能受益。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反梯度推移演进理论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模型的分析，结合当今现实环境，提出从产业定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调整，以及制度改革三方面进行改进，实现跨越式赶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