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二战后,以新加坡、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激发了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发现,后进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并不是单纯地沿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前进,它们可能会跨越其中的某些阶段,甚至会延伸出一条与先进国家不同的、独特的发展路径。Perez(1988)在文章中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一项新技术的创始国;Hobday(1994)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跨越技术发展路径中的某个阶段,从而省去先前技术积累所必须的大规模投资,直接赶上发达国家。 “技术跨越”(technology leapfrogging)这个概念就是在对东亚奇迹的探讨中提出来的。遗憾的是,在对东亚奇迹的讨论中,围绕着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路径的讨论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引起持续热烈的讨论,加上技术跨越问题提出的时间也较短,研究多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进行,尚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20 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技术竞争日益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开始主动、有意识地探索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技术跨越问题再一次受到关注。然而目前的文献多从经验分析入手,强调技术跨越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来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但是,技术进步的客观规律是什么?科学技术跳跃性发展的理论根基是什么?中国要实现经济技术的腾飞,是否必须通过“跨越”来实现?诸如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反思。不深入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单纯依靠狂热的希望想要达到目标,这只能使问题流于简单化和表面化。 所以,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技术跨越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尝试着选取与技术跨越式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变迁入手,思考的是“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技术的进步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 “制度如何促进和阻碍了技术进步的发生发展?”等等理论问题,或者说是规律性和基础性的问题,在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为基准,考虑“如果想让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者效率提高的话,是否可以通过改变制度安排来实现?” ,“哪些制度安排起到了促进技术跨越发生的催化剂作用?” 等问题。 本文首先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综述部分重点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对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关系的认识,西方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就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因和技术动因这两个方面,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我们认为,技术跨越并不是什么非常规的、特殊的现象,而是在世界历史、 1<WP=4>中 文 提 要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另外通过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安排的分析,我们认为当经济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时,技术因素比制度因素重要。而当一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制度动因比技术因素更重要。从而也就为文章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技术跨越问题打下了理论基础。 其次,本文对技术跨越的原理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光讨论界定技术跨越的定义、特点和类型,而且以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为例,进行了最简单的模型化分析,讨论国家之间跨越和赶超的过程。之后,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建立制度分析框架,探讨在封闭经济体系和开放经济体系中技术进步系统正常运转和加速运转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总结哪些制度安排可以起到技术跨越的催化作用。 再次,本文对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跨越实践进行了详细的案例分析。发达国家选取日本为案例,新兴工业化国家选取韩国为案例,以我们第二章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探讨它们技术进步系统的构成,以及通过制度安排的改革促进本国技术跨越发生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发现,日本和韩国案例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在开放系统下实现的跨越,从外部获取的技术和知识对本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都体现出了强势政府的积极干预。从发生的领域来看,技术跨越更可能是发生在那些对知识积累要求不高、创新活动不太频繁、未来发展轨迹可以预测的技术领域。在跨越实现过程中,政府与私人经济部门的 R&D 合作,明确了跨越的目标,降低了跨越过程的风险。而在技术流动性强,创新活动频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风险比较大的技术领域,技术独创式的跨越道路更容易发生。从跨越方式上看,后进国家的技术跨越路径大多是路径跳跃型而不是路径创造型的。这主要是由于受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知识积累以及市场发育水平的限制,因而很难准确地、独立地判断出未来产业技术发展的方向并将其变为现实。 最后,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尝试着利用计量模型回归技术进步贡献率及制度变量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由于资本投入引起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低。在制度变量的回归中,非国有化、对外开放与改革开放之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我们通过研究认为,计划体制下的赶超战略本身就是跨越式发展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