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刘易斯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将结构调整视作经济增长的原因。绝大多数结构变革的经验分析强调了国内和国际制度对现代部门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是制度等外生因素,而不是与一定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的内生因素(如要素禀赋)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国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相对变化,而后者主要受经济增长阶段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是造成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们往往着重于对具体现象的阐述;而又由于观察视点的不同,对具体现象的阐述又容易因人而异。本文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给出了一个新结构主义的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史表明,将结构问题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有利于经济增长理论解释能力的提高。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从来就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同样在这类理论中,人从来就被视为相同的人。但现实的工资结构表明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专用性,后者的存在使得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本文从这一理念出发,在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新的总量生产函数。该生产函数的特征是:(1)它表示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两部门生产函数之和;(2)它反映了溢出效应的变化,与传统产业相比,溢出效应对新兴产业的影响更大;在各类产业内部,溢出效应的影响随产业的发展而降低。 本文的第二部分在封闭条件下讨论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均衡路径。在封闭条件下,产业结构的演变虽然缓慢,但仍会顽强地进行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新兴产业份额不断扩大,传统产业份额不断缩小,经济以一个稳定的频率增长着,直到其均衡水平。 对该生产函数的进一步分析表明:(1)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与新兴产业溢出效应的衰竭系数,且长期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成正相关,与新兴产业溢出效应的衰竭频率成负相关。(2)人口增长率对经济结构变换率有着显著影响。当人口增长率足够大时,产业结构变换率只取决于两部门溢出效应衰竭频率之差,且与衰竭频率差负相关;当人口增长率较低时,人口增长率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转换率的唯一因素,且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因此,从长期看来,人口增长率与初始状态的产业性质(它决定了溢出效应衰竭频率的取值)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变换。 由于人口增长率通常被认为是外生变量,所以本文第三部分分析了初始状态的产业选择及其影响。在该部分我们主要分析了一国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