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伴随着全球市场化的浪潮，西方国家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市场化就是在价格的引导下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调节作用。它要求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其中既有削减政府规模的因素，也有增强政府规模的因素；要求政府在一些领域退出，也要求政府在某些领域进入。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我国的行政体制在“大社会，小政府”的理念下进行了五次改革，但都未使政府规模脱离“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政府规模不仅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浪费问题，也反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伴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持续的增长，不同的学者从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角度对我国政府规模的大小持有不同的结论。 政府起源于公共需求。政府的存在弥补了市场失灵，维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定的政府规模是政府存在及功能发挥的内在要求。政府规模不单纯是一种组织形式，它反映了政府控制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小。政府规模也存在着结构优化问题，它不同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功能。随着市场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政府的规模结构也要随之调整。 从理论上讲，存在着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政府规模。最优规模的衡量有五个可能的纬度：(1)规模产生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2)规模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3)规模的内部结构之间达到最优比例；(4)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等于一；(5)政府实际支配的资源总量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在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共同发展的进程中，政府规模不断在调整中趋向动态均衡。政府最优规模的确定应该取决于政府交易所产生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或社会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最优规模要促进经济的运行效率，符合一国的具体国情。最优规模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动态性。 中国政府的最优规模必须放在转轨经济对政府要求的特殊性上来分析，从政府规模的历史变迁中寻找规律。可以从政府规模作为一种调控资源手段的大小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政府规模进行比较分析，(1)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规模的指标来对中国政府的规模总量与他国进行比较分析；(2)用财政分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控制规模的指标来对中国政府的规模结构与他国进行比较分析。分析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分别存在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政府存在“缺位”和“越位”行为；财政未能充分发挥支出分配的调控作用。这种现状不仅直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着资源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配置结构；不仅直接影响着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