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发展,在1978-2009年期间,GDP总量从3624亿元增长到335353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9.6%,近五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更持续高达10%以上,经济发展之高速与持续势头令全世界皆为之瞩目。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民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加剧亦随之而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消费和收入的不均等急剧加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都在大幅度上升。根据基尼系数标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为0.32,1990年上升至0.36,2000年进一步上升至0.42,2009年更是高达0.49。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仅制约中国的内需,还可能进一步诱发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经济和社会难题,也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研究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从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和扩大的机制。这是因为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教育水平影响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取不同层次职业,进而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变量；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开放,教育收益率正在不断提高,并逐步构成解释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从教育资源的配置分析收入不平等,这是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力的途径。另一方面,本文分析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特别着重强调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家庭背景因素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渠道去影响教育的配置。一是家庭微观层面,在“择优录取”的模式下,文化、政治和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统计平均意义匕,其子女接受教育的年限比较长,上大学尤其上重点大学的概率比较大,这是“规则公平”的前提下教育资源在穷人和富人家庭的不平等配置,这一机制本文称之为显性的教育资源歧视分配机制；二是宏观层面上,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拥有较高文化、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家庭有可能会形成利益集团对教育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本文重点考察垄断国有企业,之所以选择垄断国有企业这一利益集团,是因为垄断国有企业的职工家庭拥有较高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集体行动能力比较强,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具有一定影响力。本文研究发现,垄断国企因素越强的省市越会提高高等教育的相对投入；教育投入是一项社会资源的转移和再分配,由于上大学的机会分配不均,城市高于农村,高收入家庭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高等教育的投入变相地补贴到家庭背景比较优越、收入比较高的群体中去,这一机制,本文称之为隐性的教育资源歧视分配机制。在这双重的教育资源歧视分配机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得以持续并且扩大。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方法、逻辑结构、文章组织,并对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做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对收入不平等的度量、界定和形成机制的研究,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如此,本文还梳理讨论了社会分层的相关文献,以及它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互动。第三章介绍了中国教育模式转变的历史背景,从计划体制时代所谓的大众型教育模式转变为市场体制下的精英教育模式；这种历史性的教育模式转变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认识,以及对社会分层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理论假设。第四章,从微观层面分析家庭背景对教育配置的影响。本章采用Logistic的转换率模型分析家庭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资本对子女接受教育机会和年限的影响。第五章,从宏观层面分析由家庭背景引发的利益集团因素对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本章重点考察垄断国企这一利益集团,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方法分析垄断国企对教育资源分配结构影响。第六章综合考察家庭背景因素,分析它对教育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及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第七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系统总结了前面各章的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