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究竟应如何看待和认识经济转型期的居民储蓄行为?居民储蓄是否过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若从历史、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居民储蓄问题,需要解释两个问题：一是制度变迁对居民储蓄行为有何影响?作用机制如何?只有回答这一问题,才能解释中国居民储蓄发展变化的趋势；二是在中国经济转型30发展的过程中,从宏观角度看,居民储蓄的作用或功能如何?这是解释居民储蓄是否过度问题的关键。本文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为背景,考察居民储蓄问题。在厘清制度变迁、居民储蓄行为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沿着制度变迁—居民储蓄行为—经济增长这一研究思路展开。本文在“制度人”和“制度与行为的非对称性”基本假定基础上,借鉴产业经济学中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模式,尝试建立了研究居民储蓄行为的一个IBP(制度变迁—居民储蓄行为—经济增长绩效即：Institution—Behavior—Performance)分析框架：经济制度决定居民储蓄行为,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由于居民储蓄行为受很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因此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复杂多样的居民储蓄行为,正是居民对一系列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反映或表征,所以本文着重从制度变迁对储蓄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影响两个方面探讨制度变迁对居民储蓄行为的作用机制。关于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学者们只是从促进投资或抑制消费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居民储蓄的作用远不止此。本文认为居民储蓄对转型期的经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为社会保障自供给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考虑到中国居民收入较低、信贷不发达,居民为应付住房、教育、耐用消费品等大额消费,不得不提前进行储蓄积累,进而呈现出储蓄—大额消费—储蓄—大额消费的行为模式,因此,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除了资本形成效应以外,还应有储蓄-消费转换效应。为了验证经济转型以来居民储蓄与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对二者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储蓄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双向因果关系成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居民储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不断增强的,总体来看,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速率是下降的。本文认为评价居民储蓄行为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有微观标准和宏观标准,微观标准为既定约束条件下居民效用最大化,宏观标准则是经济增长标准。从理论上看,基于经济增长的居民储蓄规模存在一个最优值,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整个经济中,居民储蓄规模的最优值为14.95%,进而得出经济转型以来居民储蓄并非过度而是不足的结论。适当提高居民储蓄率是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一定的强制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