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最近十几年来,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经历了显著的上升,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显示出了下降的趋势。本文试图对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不断降低给出合理的解释,论证了对于处在特殊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其人均GDP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这种特殊的国情是决定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必然要经历这种变化的原因。此外,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诸多因素之中,包含女性自身的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方面的诸多因素,本文试图对此进行讨论,进而探讨家庭结构、社会因素以及国家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就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经济学解释,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合理的建议。本文采用了两个模型,分别试图从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角度进行分析。模型一试图验证U-shape曲线在中国的存在,采用的是中国30个省、四年的混合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回归结果首先表明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中国与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成U型的曲线关系,同时,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人均GDP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成反比,这表明,中国处于U型曲线的左端。这些都说明,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女性劳动参与率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面对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滑,其反映的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均GDP的提高,还会迎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模型二采用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CHNS的数据,采用面板混合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回归。验证了女性劳动者自身因素、家庭和社会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得出女性年龄、丈夫收入状况、丈夫工作状况、家庭非工资收入等因素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显著影响,并结合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经济学解释。本文最后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要兼顾女性自身、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促经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倡导女性平等就业,通过提高女性自身的能力来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要从家庭结构方面为女性参与劳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不断建设健全我国的幼儿教育机制和养老机制,这样不仅可以为子女参与劳动排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也关系到幼儿、老人的教育、扶养得到妥善的处理。